厄立特里亚全称厄立特里亚国。位于东非最北部。面积１２５０００公里。人口３５０万（１９９３），由提格雷尼亚、提格雷、阿尔法、萨霍、希达赖伯、比伦、库纳马、纳拉、拉沙伊达９个民族组成。居民使用提格雷尼亚语、阿姆哈拉语，通阿拉伯语、英语、意大利语。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各占５０％。首都阿斯马拉。厄是农业国，８０％的人从事农业生产。有可耕地３２０万公顷，已耕地３０万公顷。粮食不能自给。主要粮食作物有玉米、大麦、高粱、小麦、豆类；主要经济作物有油料籽、芝麻、花生、亚麻、剑麻、棉花、蔬菜和水果。畜牧业不发达。渔业除产鱼虾外，还有贝壳、珍珠母等海产。工业基础薄弱，主要有纺织、制革、制鞋、食品加工、玻璃器皿、化工、冶金、酿酒、印刷、卷烟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估计为７５－１６０美元（１９９３）。主要进口原油、化肥、车辆等，出口饮料、皮革、纺织品等。厄所在地区历史上长期受埃塞俄比亚封建王朝的统治。１６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夺得对该地区的控制权。１８６９年埃塞遭意大利殖民者入侵，并于１８８９年与意签订《乌西阿尔条约》，承认意对阿萨布、马萨瓦、克伦、阿斯马拉等占领区的统治。１８９０年意将各占领区合并为统一的殖民地，命名为“厄立特里亚”。１９世纪末之前厄从未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也未建立过自己的政府。１９４１年厄成为英国托管地。１９５０年１２月联合国通过决议，将厄作为一个自治体同埃塞俄比亚结成联邦。１９５２年厄组成地方政府，与埃塞结成联邦。１９６２年被合并为埃塞的一个省。１９９１年５月厄人民解放阵线解放厄全境，成立临时政府。１９９３年４月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全民投票后，决定成立厄立特里亚国，并宣布厄为独立国。同年５月２４日厄立特里亚国正式成立。伊萨亚斯·阿费沃基当选为首任总统。执政党厄人民解放阵线为唯一合法政党。对外奉行和平、不结盟和睦邻友好的政策，主张在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４日同中国建交。

    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及伟大战略战术指挥下取得乌江、金沙江等战役的胜利。
　　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４日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一带开始强渡大渡河。安顺场原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北渡失败之处，地势险要，两侧高山，中间河谷，无回旋余地，四川军阀曾扬言红军将重蹈石达开覆辙。红一军团袭占安顺场渡口，歼敌两个连，缴获渡船１只，控制了南岸渡口。１７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冒着敌人密集火力，奋勇渡过大渡河，击溃敌人１个营，占领了北岸渡口。红军以第二师沿西岸北进，抢夺上游的泸定桥；第一师主力继续渡河，配合第二师夺取泸定桥。这时，桥板已全部被撤，只剩下几根铁索悬在空中，另有两个旅的敌军正向泸定桥急进增援。
　　５月２６日起，大渡河东、西两路红军冒雨前进，冲破敌人据险扼守的数道隘口，突向泸定桥。西路第二师抢先占领桥西头，组织夺桥战斗。由第二师第二连２２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链冲向对岸，占领了桥东头。后续部队迅即渡河攻占泸定城，歼灭守敌１个团，与东岸第一师一部胜利会合。１９３５年６月，红军强渡大渡河后，又击溃四川军阀四个团，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2年5月24日5时3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习仲勋同志，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接受革命思想，参加进步学生团体。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初，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1932年3月，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同年9月，进入渭北革命根据地，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1933年2月，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从事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和青年工作。同年3月后，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参与领导苏区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不断排除内部“左”的和右的思想干扰中，壮大了红军武装，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他以极大精力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同志为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9月，他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在错误肃反中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关押。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后，他们才得以释放平反，从而挽救了这块在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1936年1月，习仲勋同志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随红军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8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局党校校长。他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年1月，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同年2月，他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做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其间，曾担任爷台山自卫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治委员，领导了著名的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同志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他受毛泽东同志指示，组织策动了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起义，接应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参与指挥了西华池战斗。1947年3月中旬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协同彭德怀同志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他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同志，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战胜了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习仲勋同志在主持西北局工作中，和林伯渠同志一起，为建设陕甘宁边区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土改中，他提出的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他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从实际出发，正确地、积极稳妥地领导了西北地区5省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重要工作。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大胆而妥当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一批少数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恢复战争创伤，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2年9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后，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厉行节约，勤俭办事，树立了为人民当家理财的优良作风。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同志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他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1978年4月后，习仲勋同志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政策，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局势。他团结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赞同。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习仲勋同志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表现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0年9月，习仲勋同志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又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主持讨论了许多法律草案。1981年3月，他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重大和复杂疑难问题。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长期致力于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正确、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加强工、青、妇群众组织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重视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认真批办和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他还在实现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祖国图谋，加强港、澳、台、侨工作等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
　　1988年4月，习仲勋同志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亲自主持多部法律、条例的审议，参加了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间的交往活动，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3年3月，习仲勋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一直关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关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工作，拥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习仲勋同志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虽几经坎坷，身处逆境，但百折不挠，奋斗不息，他始终坚定地与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持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敏锐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他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习仲勋同志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顾全大局。他谦虚谨慎，任劳任怨，淡泊名利，能上能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不居功，不护短，爱护干部，关心青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与工农群众、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和宗教界等各方面人士坦诚相见，广交朋友。他办事严谨，宽厚待人，实事求是，严于律己，为政清廉，生活俭朴，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他德高望重，高风亮节，在党内外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
　　习仲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

    1997年5月24日，北京第一批爱国主义教育纪念地暨国耻纪念地标志碑揭幕仪式在天坛公园“侵华日军细菌部队遗址”举行。
据统计，北京市现有反映日军侵华暴行的遗迹、遗址共30余处，大部分处于自然遗存状态。北京市文物局及有关区县，经过认真调查研究，选择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基本上保持历史原貌或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遗址，市委、市政府从中确定了首批8处为纪念地。
首批8处纪念地包括：天坛公园“侵华日军细菌部队遗址”。

    4名被法院判定参与1993年2月26日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的罪犯于1994年5月24日各被判刑240年监禁，不得保释。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严厉重判，它意味着这4名罪犯将被终生监禁。

4名被判有罪的嫌犯是穆罕默德·萨拉马、尼德尔·艾亚德、马穆德·阿巴哈里马和阿曼德·阿加。在世贸中心爆炸案发生后，警方曾逮捕了7名疑犯，其他3名疑犯因证据不足而释放。

法官判决这4名罪犯刑期的方法很特别。他先咨询了有关专家，得出在爆炸案中6名遇害者的生命预期年龄，然后减去遇害者死亡的年龄，得出他们损失的年龄，共180年。再加上罪犯在被逮捕时攻击联邦官员的两项指控所应判的各30年刑期，总刑期即为240年。法官解释说，虽然罪犯的每一个指控按法律都不能判无期徒刑，但法律允许对每一个指控判任何有期限的刑期。这样数罪并罚，即可判240年。此间报纸在报道这一消息时指出，240年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刑期，实际上法官是要保证这些罪犯将终生被监禁。因为根据法律，即使他们在狱中表现良好，他们也只能得到减刑15%的优待，还得服刑204年。4名被告都表示不服，要求上诉。

    法国总理巴拉迪尔1994年5月24日在国民议会讲话时表示，在是否恢复核试验问题上，“法国不受任何国际条约的束缚”。
法国国民议会24日开始就政府提出的1995—2000年法国军事规划法案进行一般性辩论。在谈到1995年总统大选后法国是否要恢复核试验问题时，巴拉迪尔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将维护这个抉择的自由。”
密特朗总统前不久曾说，由于1995年要续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还要订立禁止核试验条约，所以法国下届总统不可能作出恢复核试验的决定。
法国国防部长莱奥塔尔24日在向国民议会说明政府提出的1995年—2000年法国军事规划草案时称，到2000年法国将拥有欧洲最庞大的军队，其军事预算将居西方世界第二位。

    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1993年5月24日晚举行盛大颁奖仪式，在角逐金奖的23部影片中，中国导演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夺得了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这是我国在戛纳电影节历史上首次捧得金奖。
和《霸王别姬》同时获得金奖的有新西兰导演詹妮·坎皮恩执导的澳大利亚影片《钢琴课》。这是11年来戛纳电影节首次一致投票通过，将金奖同时颁给两部电影。

    １９２３年５月２４日，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出指示，要求中共把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放在首位。
　　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地分给农民”，“建立农民自治机构，并由此机构负责分配没收的土地。”指示同时要求国民党“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工人运动”；要求国民党“吸引中国最广泛的民主力量参加反对北洋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
　　同时要把抵制日货的运动，发展成为中国民主力量的普遍的反帝运动，并要求废除英、美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国家强加给中国的条约和债务。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苏联作家。
1905年5月24日生于顿河维辛斯卡亚。20年代初参加革命工作，1923年发表处女作小品文《考验》。次年加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1926年出版作品集《顿河的故事》和《浅蓝的原野》，同年开始创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共4部，至1940年完成。该作品的问世使作者获得了广泛的声誉，194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
其他著作还有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一个人的遭遇》、《他们为祖国而战》(未完)等。
196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曾任苏联作协理事、苏共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等职。1984年逝世。

    王卓然1893年5月24日出生在抚顺市城区莲岛湾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11年，他考入奉天两级师范。其间他参加了青年基督教会，先后结识了张学良、阎宝航、杜重远、卢广绩等东北进步人士并成为挚友。1919年秋，王卓然考入北平师范大学，两年后，毕业返回奉天任省教育厅视学。1923年秋，他获官费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深造。
　　王卓然为了使美国人民广泛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他准备了介绍中国历史和日本侵华罪行的讲稿于假期在美国讲演，足迹遍及美国各地。1928年8月，王卓然回到奉天，刚主政的张学良聘他任东北大学教授、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咨议兼作自己子女的家庭教师。自此，王卓然逐渐成为张学良的得力助手。
　　“九一八事变”时，王卓然陪伴张学良在北平治病。9月27日，他与流亡进关的东北爱国人士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等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选为执行主任委员。救国会得到张学良的暗中支持，在东北民众抗日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救国会派车向忱、高鹏等人负责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联络，有力地指导了义勇军的对敌斗争。救国会成立不久，王卓然提议创办《覆巢》报(该报后改为《东方快报》)，他被任命为社长。该报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抨击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反映东北人民的意愿为主旨。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王卓然与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领导人相继到了重庆，他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日，释放张学良将军。王卓然的提案得到了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共产党参政员的支持。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欲发动内战，王卓然参加了由在渝的东北名流宁武、阎宝航等人成立的“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呼吁停止内战、和平建设中国。他与阎宝航等人还常去曾家岩50号向周恩来请教。1946年5月4日，王卓然与许德珩等科技、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九三学社”，为和平民主的实现作进一步的努力。
　　1946年夏，内战终于爆发，王卓然见和平无望到日本从事贸易。新中国成立后，他捎信给周总理，请求回国工作。1951年5月，他历经磨难，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王卓然回国后，用自己的大部分积蓄在京、津两市创办两所少年儿童科学教育馆和3所幼儿园，从事科普活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他到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从事文字改革和科普工作。
　　王卓然于1975年去世。作家骆宾基在纪念他的书《王卓然史料集》中作了“爱国精神永存”的题词。这是对王卓然一生的高度评价。

    几千年来，通讯技术曾经长期停滞不前。即使是外敌入侵、边城告急，除却狼烟报警之外，最快的办法也不过是驿站快马传送文书。17世纪中期，英国海军推行了旗语，18世纪末，法国政府建立了信号机体系，这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海陆快速传送消息的困难。
　　通讯技术关键性的变革发生在19世纪中期。
　　1832年的秋天，一艘从法国开往美国的邮客轮上，一个青年医生在讲解电磁铁的功能：“最近许多实验表明，缠绕在线圈上的电线越多，电流通过电线时，电磁的吸引力也就愈强。实验还同时证明了不论电线有多长，电流都可能瞬息通过。不久科学将产生创造电的奇迹”。
　　在座的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牢记住了这些话。他联想起自己所看到的法国信号机体系，它每次只能凭视力所及传讯数英里而已；如果用电流传输电磁讯号，不是可以在瞬息之间把消息传送数千英里之遥吗？
　　从此，莫尔斯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莫尔斯于1791年出生在美国一个牧师家庭。他青年时研究绘画和雕刻，历任过若干艺术团体的负责职务。他抛却了铺着荣誉地毯的艺术之路，转向尚处于幼年时代的电学，冒着失败的风险，在崎岖不平的科技之峰上努力攀登。
　　在试制电报机的过程中，莫尔斯的生活极为困苦，有时甚至挨饿。他节衣缩食，以购置实验用具。1836年，他不得不重操艺术家的旧业，以解决生计问题。但他始终没有中断研究工作。
　　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友人的帮助，莫尔斯终于获得成功。他利用使电流交替通电和切断所产生的不同讯号，编制了代表字母和数字的电码，即著名的莫尔斯电码。1837年到1838年间他制成了能够在短距离往返传送讯号的电报机。
　　长距离的试验需要大笔经费。他向国会提出申请，要求拨款3万美元，建筑一条连通华盛顿和巴尔的摩的电报线路。可直到两年后，也就是1844年3月，国会才通过了拨款。电报线路终于建成了。
　　1844年5月24日，莫尔斯坐在华盛顿国会大厦联邦最高法院会议厅中，用激动得发抖的手，向40英里以外的巴尔的摩城发出了历史上第一份长途电报。
　　莫尔斯的电报机经过许多改进，被迅速推广应用。从此以后，战争的爆发，和约的缔结，风暴的来临，鱼群的发现……，各种消息都通过电报而得到迅速的传递。
　　1858年，欧洲许多国家联合给莫尔斯一笔40万法郎的奖金。在莫尔斯垂暮之年，纽约市在中央公园为他塑造了雕像，用巨大的荣誉，来补偿曾使这位科学家陷于饥饿境地的过错。

    1543年5月24日，哥白尼的不朽著作《天体运行》几经周折，终于出版，可是当样书送到哥白尼手里时，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已处于弥留之际，无力校正被教会篡改了的章节，使教会的阴谋暂时得逞。
　　哥白尼根据前人研究的成果和自己30多年对天体的实际观察和计算，创立了“日心说”，说明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转，地球又以地轴为中心自转。这和当时唯心主义的“地球中心说”相违背。当时教会把“地心说”和上帝的“创世说”联在一起，编造一套“目的论”的谎话，说全能的上帝为了使人类得到光明和温暖才创造出各种天体，宇宙是以地球为中心的。因此，哥白尼的学说，受到教会的极端仇视，教会对哥白尼进行各种迫害，企图迫使他放弃“日心说”，遭到哥白尼的拒绝。他们无耻地利用手中的权力，篡改了哥白尼的著作，把哥白尼的序砍掉，换上一个伪序，伪序宣称“日尽”不过是一种假设，一个臆断……阉割了哥白尼学说的唯物主义内容。
　　但是，真理的光芒是遮不住的。“日心说”学说，终于为全世界所公认。而且，19世纪中期，哥白尼的《天体运动》原稿在布拉格的一家私人图书馆里被发现。1873年出版的《天体运行》，增补了原序，但有关原子学说的章节未能补入；1953年出版的《天体运行》，才把原有章节全部补上。这样，经历了410年的曲折过程，被阉割了的《天体运行》，终于恢复了本来的面貌。教会的可耻的阴谋破产了，真理胜利了。

    13世纪末，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游记，把东方描绘成遍地黄金、富庶繁荣的乐土，引起了西方到东方寻找黄金的热潮。然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控制了东西方交通要道，对往来过境的商人肆意征税勒索，加上战争和海盗的掠夺，东西方的贸易受到严重阻碍。到15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完成了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他们把开辟到东方的新航路作为重要的收入来源。这样，两国的商人和封建主就成为世界上第一批殖民航海者。
　　葡萄牙航海家巴特罗·缪·迪亚士(约1450—1500年)接受了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的命令，于1487年8月从里斯本出发，率领两条各载100吨的双桅大帆船，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驶去。1488年3月12日，他们在非洲最南端的崖石上刻下了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的名字，以及葡萄牙盾形纹徽、十字架等等，以纪念这一发现。1488年12月，船队在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航行之后，安全回到里斯本。这是葡萄牙人探寻新航路的一次突破。葡萄牙国王认识到发现非洲南端的重要性，到东方有了希望，因此命名为好望角。迪亚士受到了国王的嘉奖。
　　1497年，迪亚士受命于国王曼纽儿一世，再次率领四条大船远航。他绕着非洲古岸，沿途进行殖民贸易，并开发黄金输出港口。1500年5月12日，船队在海上见到彗星。迷信的船员认为这是灾难降临的预兆，都不禁惊慌失色。无巧不成书。5月24日，船队在好望角附近的洋面上遇到大西洋飓风。四条大船被冲天恶浪掀翻，迪亚士及其伙伴葬身大西洋海底。然而，新的航路已被打通，西方殖民势力从此也就从非洲伸展到了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