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南海石化项目业主中海壳牌公司已正式委任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联合集团）为该项目境内人民币银团贷款主牵头银行，共同包销16.76亿美元（约折合人民币140亿元）的境内人民币银团贷款。其中，工商银行负责包销上述贷款的50％约8.38亿美元的境内人民币贷款。
　　据悉，南海石化项目是国内迄今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也是壳牌集团在全球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项目总投资40多亿美元。据有关人士透露，该项目需从境内外融资约26.76亿美元，贷款期限长达18年。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８日凌晨，在北京城西，被誉为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的开拓者、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先生，永远垂下了他那拨动过无数人心弦的双手。
　　彭修文在辞世前一周，刚刚写完香港节日序曲的总谱。５１页的总谱呵，从８月酷暑到岁末隆冬，面对医生绝对禁止工作的再三警告和家人的劝阻、担忧，他，写得很艰难。也许他真的知道属于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在总谱的扉页上，他自慰“总算了却了一桩大心事”。
　　完稿的当夜，那双因腹水而肿胀的腿已是行走困难，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欢乐和轻松，这也感染了前来探访的友人。他说，人要有人格，国要有国格。对香港结束百年屈辱，回归祖国的重大题材，他的内心早就冲动着创作的欲望。尽管不同的艺术家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去表现，但他却认定了自己的方式，正像他这一生是为了民族乐队的存在而存在，他要用这民族的音调、民族的音乐形式去酣畅淋漓地欢庆香港的回归。没有人能阻拦他，连死神也要却步！
　　彭修文１９３１年生于长江边上的汉口，童年时期饱尝的家国沦丧，在他心中塑就了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热切期望和责任感。也许是书香世家的渊源，使他也像许多中国传统文人那样，以自己的生命去与时代和历史作相互的渗透。如何将传统的辉煌推进到未来，再造中华的光辉？他选择了民族管弦乐这一形式，作为自己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努力。几十年来，从《瑶族舞曲》、《彩云追月》、《月儿高》、《花好月圆》、《丰收锣鼓》、《乱云飞》，到《二泉映月》、音诗《流水操》、交响曲《金陵》以及《小天鹅》、《图画展览会》等外国乐曲的移植。他以移植、改编、创作等手法，几乎遍尝了合奏、组曲、套曲、协奏曲、交响诗、交响乐等音乐体裁和各类乐队的组合形式。这个努力已经成为他生命的全部意义。他从不讳言自己是个标题作曲家，他的数百部作品，每一部都有题记，那是他以音声讴歌人民、祖国、时代和历史的斑斑心迹。
　　彭修文时时意识到音乐与听众的关系，为此，他将旋律的写作摆在创作的首位，甚至以人们将他的旋律认同为民间音调为慰。文革中，他在家中为３００多首唐诗和宋词谱曲，以化解内心的郁闷。虽然这些谱子没能保留下来，但却激活了他写作旋律的能力。他没有受过音乐学院的科班训练，他的课堂在民间。在他的倡导下，中国广播乐团多次深入民间，学习舟山锣鼓、内蒙二人台、冀中笙管乐、广西文场……民族乐队只有遨游在民间音乐的海洋中，才能获得新的自由。也正是由于民间音乐的滋养，才使他在指挥和演绎每一部作品中，对乐队配置和演奏法有着独到的要求和见地，展示了特有风格。他的音乐让人们感到，艺术创作绝非空穴来风，没有深厚的生活体验和传统功力，虽能出新，但不能出精，不能叫好。他是个戏迷，在他看来，对中国的音乐家而言，戏曲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山。他引程砚秋而共鸣，《文姬归汉》、《荒山泪》、《锁麟囊》，这是民族情怀的激荡，这也是心灵深处的悲剧意识他已将此写入了将要创作的清唱剧剧目中……他想做要做的事太多太多了！他无暇顾及人言世事，他只想抓紧时间，而时间却又如此吝啬！
　　这个来自江岸的大汉，持着铜琶铁板唱尽了他的生命！他已经在中国２０世纪的音乐史上，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就在他去世之前，香港中乐团刚刚宣布了他将就任该团艺术总监的消息。这位香港回归后的首任中乐团总监，永远不能赴任了。但是，有谁知道，他之所以不顾虚弱的病体，允诺了这个为期两年的职务，是为了给自己心爱的乐团开音乐会筹措资金，为民乐的发展之路再做老骥！

    1919年12月28日，民国时期代总统冯国璋在北京帽儿胡同病故。
　　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1859年生。他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在淮军中崭露头角。1896年起，协助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与王士珍、段祺瑞合称“北洋三杰”。此后他历任第一军总统、直隶都督、江苏督军。袁世凯死后，成为直系首领，曾当选副总统。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８日，随着汽笛一声长鸣，一艘长２０多米、宽１８米、高近４０米的万吨级巨轮，缓缓驶离上海黄浦江码头，我国第一艘万吨级国防动员船正式交付使用。
　　这艘船拥有航海训练、直升机训练、医疗训练、国防动员演练以及载货等多种功能。通过加装各种集装箱模块，能迅速地把一艘民用运输船转换成各类战时使用的军辅船。在加装集装箱医疗模块后，该船就变成了“海上医院”，其规模相当于陆地上一个中心医院，设有上百种先进设备的手术室、Ｘ线室、暗室、诊疗室、化验室、消毒室、控制室、更衣室及带卫生间的病房，可进行各种复杂手术。在加装直升机舰载系统模块后，可携带直升机在海上进行飞行训练，飞行甲板可供两架直升机同时起降。平时，该船可运输３００个２０英尺的标准集装箱。
　　该船由第七○八研究所设计，上海求新造船厂建造。可在薄冰区航行，续航能力达８０００海里。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８日，曾为发展我国化学工业和核工业，特别是为“两弹”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著名科学家姜圣阶在赴外地执行公务途中，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在重庆逝世，享年７７岁。
　　姜圣阶是黑龙江省林甸县人，早年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科学硕士学位。１９５０年回国，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毕生追求科技兴国。１９３６至１９６２年间，他主要致力化学工业，先后在四川永利川厂、南京永利宁厂、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和华东化工研究设计院等单位工作，担任过总工程师、院长等职。１９６３年他奉命参加“两弹”创业，担任过二机部副部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主任等职。他在无机化工和核化工领域有一系列创造性的重大科技成就。在从事化学工业期间曾因完成百余项化工技术革新而受到国务院的特别嘉奖。他曾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组织了我国第一座大型军用生产反应堆、第一座核燃料后处理厂的建造和运行，为“两弹”研制作出重要贡献。他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和国家发明奖二等奖，还曾荣获法国总统颁发的荣誉军团骑士勋章。他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有威望的科学家。
　　姜圣阶是和平开发核能、发展核电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经常指导秦山核电站及其配套核燃料循环的研制和建设，为推动核科技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应用，为培养造就我国的核科技人才，为促进国际核能合作，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主持了国家核安全局的组建工作并出任第一任局长，为建立我国的核安全管理体系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姜圣阶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国家核安全专家委员会主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0年12月28日著名电影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女电影导演王苹于1990年12月28日病逝，享年74岁。
王苹早年在南京加入进步学生文艺团体，1934年，成为左翼戏剧联盟南京分盟里唯一的革命女性。40年代，她受党的派遣，辗转香港、桂林、重庆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后留驻上海，在坚持文艺工作的同时，为新四军做秘密工作，并联系、团结了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
建国后，王苹参与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工作，因拍摄军事教育片《河川进攻》而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电影导演。1957年她导演的故事片《柳堡的故事》，以细腻、动人、抒情的艺术风格，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之后导演的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为中国影坛在惊险样式的影片中表现人、塑造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摄于60年代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再一次博得全国全军广大群众的喜爱。离休之后，70高龄的王苹还担任了我国第二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影片《中国革命之歌》的总导演。为表彰她献身影坛的业绩，王苹获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并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杨白冰、李德生以及文艺界人士500余人参加了王苹的遗体告别仪式。

    1988年12月28日，胜利油田又发现一个储量上亿吨的大油田。油田会战指挥部已命名它为呈岛油田。
呈岛油田位于黄河入海口北岸的渤海浅海海域，经地质专家反复论证，石油地质储量已在1亿吨以上。
呈岛油田是中国浅海海域发现的第一个大油田，它标志着中国浅海石油勘探取得了重大突破。

    1985年12月28日下午，中国专利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颁发首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证书，对143项专利申请授予专利权。方毅、李鹏、胡启立、严济慈等领导人到会祝贺，并向专利权人代表颁发了证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代表国务院对到会的84位中外专利权人代表致以热烈的祝贺。
六百多名中外来宾参加了专利证书颁发大会。日本国日立有限公司高田幸彦代表外国专利权获得者在会上讲了话。吕东、袁宝华、武衡等出席了大会。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阿帕德·鲍格胥博士向中国专利局发来了贺电，祝贺我国颁发首批专利证书。

    1984年12月28日，天津市举行地下铁道通车典礼。这是继北京之后，在我国大城中建成的第二条地铁。天津地铁南起和平区的新华路，北至红桥区的西站，全长7.4公里，沿途有8个不同建筑风格的车站。这条地铁是双线运行，按设计能力每小时可运送3万人次。

    1984年12月28日下午，当黄浦江畔海关大楼钟声敲响第五下时，上海港当年的吞吐量已达到100014926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1984年吞吐量将比1983年增长10%，超过设计能力30%，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十个上海港。
在创造一亿吨纪录的同时，上海港又瞄准了新的高度：在“七五”期间实现全港电子计算机管理，到20世纪末吞吐量再翻一番！
28日，交通部给上海港务局发来了贺电。
上海港从1843年开埠以来，1984年首次突破年吞吐量亿吨大关，从而跃入世界上10个亿吨大港的行列，提前一年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六五”计划规定指标。

    1957年12月28日，第一辆国产三轮汽车在上海马路上试车。这辆完全采用国产原料制成的三轮汽车，是由上海内燃机配电厂、上海汽车底盘厂、上海汽车装修厂三家工厂为主，组织许多小工厂协作制成的。
这辆汽车是吸收多种汽车的优点，结合我国交通运输的具体情况自行设计的，小巧、轻快、灵活，能载重一吨。车上装有30匹马力的新型汽油发动机，耗油少，每公里的燃料费用只要3分钱。车上还装有特别的避震器，能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行驶。在试车的时候，车子开足了马力，走得很稳健，一点也不摇摆。正式试车的前一天，这辆汽车曾经作了一次爬坡试验。它载着21个人，从装车厂的底层，沿着15度的坡道顺利地爬上了三层楼顶。

    古田会议，即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因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史称“古田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决议系统总结了自1927年以来我党创立红军的斗争经验，强调用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党和军队，划清了人民军队同旧军队的界限，确定了无产阶级的建军路线。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决议确定了一套实现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和措施，规定了政治工作的任务和内容。决议指出党要成为部队的“领导中枢”，“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二、深刻论述了党的思想建设原则，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决议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作了具体的规定。
　　三、阐述了党的组织建设原则，明确指出了“历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重要性。一方面领导机构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另一方面，要保证党员的充分民主权利，使党员能对党的工作尽量发表意见，提出批评。
　　四、阐述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原则，强调要重视党支部的作用。同时还规定了健全支部生活，严格党的纪律等项措施。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0多名，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会议召开两天，胜利结束。
　　古田会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它总结了自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军经验，划清了红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不仅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全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列主义路线，是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

    1923年12月28日，古斯塔夫·埃菲尔因脑溢血在巴黎去世，终年91岁。埃菲尔在欧洲以本世纪在金属建筑上做出重要成绩的最出色的工程师之一而著名。他的成绩就包括在巴黎建造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埃菲尔铁塔，法国的一些巨大桥梁和高架桥及波尔图的巨大铁路桥。
1886年，埃菲尔建议为1889年的巴黎博览会修建现在这座铁塔时，他的计划没有被重视，他坚持建议，最后得到了完成这项任务的财政援助。3年后博览会在巴黎开幕时，埃菲尔能够在全巴黎最高的建筑上升起法国国旗，现在成为法国本身的一个象征。

    19世纪中叶，印度逐渐出现近代工业。铁路的大量兴建，使印度资本主义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除了纺织工业，印度资本家还投资于银行信贷、钢铁、水电、水泥等部门，并且拥有印刷、造纸、榨油等小型企业。
　　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与英国资本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依赖英国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同时，由于他们大多是由买办商人、高利贷者、封建王公和地主转化而来，所以又与农业和封建土地占有制有联系。但是，英国殖民政府是代表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他们只是把印度当作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决不希望印度经济得到发展。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民族工业采取扼杀政策，对印度工人、农民实行残酷的压迫与掠夺，导致印度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民族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高涨，引起英国殖民者的极大恐惧。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虽然有很大局限性，但它对于民族运动的兴起起到了促进作用。19世纪后期，印度不断发生工人罢工、农民起义，有力地打击了英国殖民统治者。
　　为了防止革命爆发，英国殖民当局一面镇压工农运动，一面竭力把已经开展起来的群众运动引导到合法、改良的非暴力轨道上去。英国总督杜富林在同退职的殖民官吏休谟经过一番策划后，由休谟出面，游说印度上层社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服他们成立一个改良主义的政党。这时，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也正在酝酿成立民族主义政党。经过积极活动，成立改良主义政党一事进展十分顺利。
　　1885年12月28日，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成立大会在孟买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孟买、旁遮普和其他英属印度各省的代表，他们大多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富裕阶层和农村地主。休谟也出席了大会。
　　会议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与英国友好的格调。会议主席巴纳吉在开幕词中说：“英国对印度造福无穷，全国都为此对英国表示感激。英国给了我们秩序，给予我们铁路，而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欧洲教育的无价之宝”。成立大会一共通过了9项决议，其核心是要求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在参政院中增加民选议员；实行保护关税；谴责政府的军费开支等。可见，该党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不是民族独立，而是区域自治；它主张采用的手段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这些政治主张反映了当时印度地主和上层资产阶级的要求，体现了印度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表明印度国大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
　　印度国大党的成立，对于唤醒印度人民的民族觉醒具有积极意义。随着国大党的发展，一批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和自由职业者阶层的人也加入进来，国大党越来越表现出反对殖民制度的立场。国大党逐渐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迫害，但得到印度群众的拥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它成为印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领导力量。

    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２８日，是著名爱国志士、新中国第一任大法官张志让先生的诞辰。张志让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从事法律事业。在著名共产党人张太雷影响下，他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洪流，从此成为一名热诚的爱国民主志士。新中国建国初期，他担任了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后，张志让先生即被任命为副院长，在这一岗位上辛勤工作近３０年，直到逝世。
　　张志让少年时代就参加了著名文学团体“南社”的活动，随柳亚子等击节悲歌，抒发爱国情怀，被柳亚子称为“好汉”。１９２１年夏，张志让从海外留学归国，先在北洋政府司法部任参事，继而又被聘为大理院推事，在时人眼里，算得上躇踌满志了。但张志让却产生了厌恶之心。他说：“在北京的几年中看尽了当时军阀争夺政权以及政府上下争夺权利、昏天黑地的现象。要想在这种环境中做出任何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真所谓南辕北辙。”因此，当１９２６年夏秋传来北伐军攻克武汉、收复英租界的消息时，张志让毅然弃官南下，于１９２７年３月来到武汉。在这里，他找到了著名共产党人、他的堂弟张太雷，一番倾心长谈，令他觉得进入一个政治上的新世界。经张太雷推荐，他进入武汉革命政府最高法院工作，承办民事案件。这期间，他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２日，国民党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位著名爱国人士，造成轰动社会的“七君子”冤狱。张志让闻讯，慨然应允与张耀曾、江庸等２０名律师一起，为“七君子”出庭辩护。据史良等回忆，张志让实际上为首席律师。他起草长篇答辩书，以大量事实和论据，逐一驳斥了国民党当局炮制的起诉书中对沈钧儒等人的诬陷式指控。“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张志让先生以更高的热情投身于救亡事业。
　　１９４５年８月３１日，张志让和黄炎培、陈翰伯、傅彬然等重庆《宪政》、《文汇周报》、《中学生》等８家杂志的代表集会，决定函请国民党当局废止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并从第二天起拒不送审。此决定一经公诸社会，风起云从，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等城市除国民党报刊之外，各报刊纷纷响应。在声势浩大的“拒检运动”冲击下，战时新闻检查和图书杂志审查这两项法西斯检查制度，终于被宣布废除。
　　抗战胜利后，张志让在上海从事“大教联”等爱国民主活动中，与党组织建立了更加亲密的关系，每有行动必和党组织交换意见，遇到疑难问题主动征求党的指示。他在上海高校里领导民主教授多次发表爱国民主宣言，揭露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的反动行径，反对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抗议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事件，等等。他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恐吓，每次发表宣言，几乎都由他执笔定稿，并总是由他带头签名。在国民党当局制造“５·２０血案”、摧残上海爱国学生时，张志让拍案而起，领导复旦大学教授毅然罢教，在全国爱国民主运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地下党的同志亲切地称他为“党外布尔什维克”。
　　张志让自新中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即被任命为副院长，是新中国第一代大法官。１９５４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张志让参加了这部宪法的起草和制定工作。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领导下，他还主持审定了许多重要的司法文件，以建立和完善各项审判制度，指导全国法院不断提高司法水平，正确适用法律和政策，搞好审判工作。１９５６年，在国家尚未颁布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最高法院决定，由张志让负责进行“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调查研究，用总结审判实践经验的方法，来指导各级法院定罪量刑的工作。这是法制建设的重要举措。在他主持下，共组织了２３个高级法院的１．９２万余件材料，汇集了建国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丰富实践和经验。经过反复深入的研讨，形成《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初步总结》初稿，发往法院、公安、高等院校等系统的全国４０多家单位，广泛征求意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他又殚精竭虑，披阅修改，力求完善。最后经过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并下发全国法院。这个“总结”实际起到了刑法和刑诉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