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忠实代表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开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13年10月，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他窃夺了全国统治大权，就开始做起“皇帝梦”来。袁世凯下令解散了国民党，撤销了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后来干脆下令解散了国会，又炮制出新的《约法》，规定总统任期10年，可以无限制地连任，总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袁世凯要把共和国变成家天下的野心暴露出来。
　　为了推行帝制，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向中国提出了21项条件，以实现其独占中国的目的。同时暗示：“只要大总统承认这21条，日本政府就希望大总统再高升一步。”袁世凯接受“21条”的消息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21条”才没能实行。
　　袁世凯虽然要当皇帝，但他却不急于粉墨登场，甚至说：“我连总统都不愿意当，哪里还想当皇帝！”他口头这样说，可暗地却加紧制造复辟帝制的舆论。他要为帝制涂上一层“民意”的色彩。于是一些政治投机分子和袁世凯的爪牙组织了“全国请愿联合会”，为袁世凯当皇帝摇旗呐喊。在1915年10月又召开了所谓“国民代表”会议，各省“代表”向袁世凯呈献“推戴书”说：“我们以国民的公意，推戴现在的大总统袁世凯当中华帝国的皇帝。”袁世凯故作姿态，将“推戴书”退回，表示要“发扬共和”。当“推戴书”第二次呈上时，袁世凯便不再推辞。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接着，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极。可惜好梦不长。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人民决不允许帝制复辟，反袁、反日的爱国运动迅猛兴起。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公开号召人们“乘时奋起”，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一向拥护袁世凯的进步党也走上反袁道路。连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也明显分化。没等袁世凯黄袍加身，云南蔡锷就发起护国运动，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只得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可还以大总统自居。但全国各地纷纷组织武装起义，挂起护国军的旗帜，要求惩办袁世凯。袁世凯恼羞成病，于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

    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０－２２日，中共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期间，陈云、王震等郑重提出恢复邓小平领导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他们说，为了中国革命、党的事业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他们还提出，应当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的诡计。
　　陈云、王震等同志的意见，虽然遭到华国锋的压制，不让陈云、王震的发言刊登在会议简报上，但他们的坚持原则的行为得到多数与会者的拥护，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科威特国位于海湾西北角，面积仅有１７８１８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１７９万人，是个不大的国家，但以丰富的石油资源和迅速发展的经济而使世人瞩目。
　　“科威特”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是“建在水边的小城堡”的意思。１７世纪初叶，这块土地叫“古赖茵”，意为“小犄角、小丘陵、小高地”。哈立德部族的族长巴拉克在古赖茵修了一所临海城堡，于是科威特取代了古赖茵而流传至今。
　　１９６７年，科威特埃米尔签署了领海法，规定科威特领海为大陆与岛屿周围１２海里以内。科威特海岸线长２９０公里，有６个设备先进的新式港口。有９个主要岛屿，最大的海岛是布比延岛，面积８６３平方公里，与大陆有铁桥相通。最北面的是沃尔拜岛，面积３７平方公里。最美丽、最著名的岛屿是法拉卡岛。据史料记载，公元前６００年，在这个岛上就产生了古希腊-阿拉伯法拉卡文明。
　　科威特国在行政上分成５个行省：科威特首都省、哈瓦利省、法尔瓦尼亚省、杰哈拉省和艾哈迈迪省。
　　科威特是个产油国，但却不是石油的产物。科威特的历史要追溯到１６７２年。虽然它那时只不过是一个小村庄，但哈立德家族已在那里修建了临水的小城堡——科威特，１７１１年，内志地区阿奈扎部落欧图布部族东迁，来到科威特，在萨巴赫家族的领导下，开始了它的３００年基业，至今已历１３代。
　　科威特是一个世袭的酋长国。埃米尔是国家元首，具有无上的权力，而且是国家武装部队总司令。埃米尔以下是王储兼首相。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１日，埃米尔批准了《科威特宪法》。
　　３００多年来，科威特一直保持着一种独立的实体。１９６１年，科威特宣布独立。科威特是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阿拉伯国家，奉伊斯兰教为国教，定阿拉伯语为国语。
　　科威特国面积虽小，但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它派往世界各国的外交和领事机构已达９１个。科威特历来主张在互相尊重与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的合作，在处理国与国的争端方面，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和平共处，坚决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科威特得天独厚，油藏特别丰富，国民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昔日的科威特已经被十分发达的现代化城市所代替。更令人惊奇的是那种当代风格与传统的伊斯兰文明的完美结合。

    1996年3月22日，美国女宇航员、生物化学家香农.露西德（当时已53岁），乘坐“亚特兰蒂斯”号宇宙飞船，在“和平”号太空站同两名俄罗斯宇航员一起从事研究工作。她在那里生活了188天，同年9月26日返航。
　　露西德，1943年1月生于上海，父亲是美国传教士。她自幼就梦想当火箭科学家。1978年才考入美国航天局，成为美国第一批6名宇航员中的一员。
　　这次是她第四次飞行（1985年第一次飞行）。她已累积了223天的太空飞行记录。

    歌德，１７４９年８月２８日生于梅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一生主要从事文学创作，也研究自然科学，参与政治活动。
　　歌德创作第一高峰在青年时代，主要作品有剧本《铁手骑士》（１７７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１７７４）、自由体诗歌《浮士德》初稿。
　　后来，歌德对自然科学发生了兴趣，又从事政务工作，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为了摆脱这种境地，他开始了旅行生活，结识了席勒后，他又升起了创作欲望。他曾以高度热情作画，描绘意大利风物，有千幅左右。其间完成了诗剧《托夸多·塔索》、《浮士德》第二稿、《罗马哀歌》、《那列狐》等。
　　由于歌德涉猎较为广泛，思想活跃，写作时而捡起，时而抛下，断断续续，其风格也随之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有长篇小说《亲和力》、《颜色学》、《诗与真》等。还写了一些自传体著作，如《意大利游记》、《出征法国记》等。晚年又好像焕发了青春，写完了《浮士德》（１８３１）、《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１８２８）等。
　　１８３２年３月２２日，歌德病逝。

    第4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193号决议说，考虑到虽然一切社会和经济活动都极大地依赖于淡水的供应量和质量，但人们并未普遍认识到水资源计发对提高经济生产力、改善社会福利所起的作用；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许多国家将很快陷入缺水的困境，经济发展将受到限制；推动水的保护和持续性管理需要地方一级、全国一级、地区间、国际问的公众意识。因此，大会决定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21世纪行动议程》第18章中所提出的建议，从1993年开始，确立每年的3月22日为“世界水日”。
世界淡水资源是有限的，全球淡水总储量为3.5亿亿立方米，但人类生产和生活能利用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仅有105万亿立方米。世界淡水使用量问前每年达4.13万亿立方米；随着世界人口持续增长，估计到2000年全球年用水量将增加到7万亿立方米。那时淡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将比现在减少20％以上。
水资源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农业、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各国用水量急剧增加，已造成日趋严重的水危机。同时，传统的水资源消耗型发展模式和缺乏经济效益的高速开发方式正在严重威胁着水资源的持续利用。据统计，国前世界上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缺水，加上对水的不合理利用，大量废水、污水排入水体，使许多淡水资源失去可利用价值。全世界目前每年约排放5000亿立方米污水，造成5.5万立方米水体污染，导致有10亿人的饮用水不合事卫生要求，每年至少有1000万人因饮水不干净导致各种传染病。据专家预测，水资源问题将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自然资源问题。全世界若不尽快重视并解决这一问题，水危机很可能会比粮食危机或石油危机更早到来。
现在，世界上缺水情况已相当严重，有28个国家被列为缺水国或严重缺水国。预计再过30年，缺水人口将达到二、三十亿，这预示水危机即将来临。
为解决威胁人类生存的缺水问题，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行动起来，积极采取措施，保护水源，防止污染。农业和工业用水分别占世界用水总量的70％和 25％，因此，走节水型工农业的发展道路已受到一些国家的重视。
中国目前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位居世界第六，但人均占有量位居第88，也是世界贫水国之一。
世界水日提醒全世界的人们，必须节约用水、合理用水、保护水资源！

    纳米比亚原称西南非洲，面积约82.4万平方公里，人口170多万（1990年），其中大多数为黑人。15-18世纪，荷兰、葡萄牙和英国先后入侵纳米比亚，1890年德国又占领其全境。一次大战期间，南非出兵占领了纳米比亚，并于1949年4月非法将其吞并。
　　纳米比亚人民从未屈从于南非的殖民统治。以努乔马为首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坚持了23年的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种族主义统治。在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下，遭受南非种族主义统治和经济掠夺达75年之久的纳米比亚终于赢来了国家的独立。
　　1990年3月21日，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升起了一面由一轮金色太阳和蓝、红、绿三色彩条组成的新国旗，它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纳米比亚共和国正式诞生了！当选总统努乔马宣誓就任纳米比亚共和国首任总统。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主持了独立升旗仪式。他说，纳米比亚共和国将成为联合国第160个成员国。
　　纳米比亚是非洲大陆最后一块殖民地，它的独立，彻底结束了自1915年以来南非在这块土地上的殖民统治，是非洲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纳米比亚的独立不仅使非洲统一组织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国，而且对稳定南部非洲形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纳米比亚独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清除种族隔离制度和殖民统治的遗迹，维护国内和平与稳定，巩固国家的独立，并开始恢复经济，重建家园。
　　纳米比亚是一个多民族、多党派的国家。在努乔马总统的领导下，政府采取民族和解政策，促使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国家建设共同努力。纳米比亚虽是非洲第五大矿产国，但它的工业并不发达，农业也较落后。大部分生活必需品需要进口。为扭转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纳米比亚政府就重视发展农业，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以实现粮食自给。独立后，纳米比亚政府还进行了教育体制改革，使白人、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子女都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政府在边远地区增加教育投资，使贫穷地区儿童入学率也有所增加。
　　1994年2月28日，被南非霸占的纳米比亚领土沃尔维斯湾及其它几个小岛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纳米比亚人民完成了维护祖国领土统一和完整的神圣使命。这标志着非洲大陆非殖民化进程的最后完成。
　　纳米比亚盛产钻石、铀、铜、铅、锌和钨等。工业不发达，畜牧业比较发达。农作物主要有玉米、小米和花生等。主要出口钻石、铀等。
　　1990年3月22日与我国建交。

    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２日，著名京剧演员谭富英同志因患癌症治疗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７２岁。
　　谭富英，１９０６年生。是谭门第四代。
　　艺术界，祖孙七代一脉相承同操此业；京剧界，祖孙六代同工文武老生行当；祖孙二位各为流派创始人的，前无古人，至今后无来者，只有谭氏一家。１９９７年，是谭门七代中第二代、“谭（鑫培）派”艺术创始人谭鑫培先生诞辰１５０周年之期。北京、武汉同时在１２月中旬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谭门第一代，谭志道先生（１８０８—１８８７），自湖北江夏（现武昌）迁居北京，工老旦，以嗓音高亢，获“叫天”誉称。志道先生之子，就是谭鑫培先生（１８４７—１９１７），从他这儿起，以下五代都继承其衣钵，工文武老生。谭鑫培先生自幼就有天赋的好嗓子，又练就扎实的武功基本功，被观众爱称为“小叫天”。长成以后，善于博收广采，长于改进革新，剧目、角色、唱腔和演技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于１９００年前后形成众所公认的“谭派”，享有“伶界大王”之誉称。自此以后，凡属老生演员绝大多数承袭其艺，时有“老生无腔不学谭”之说。即使日后自成流派，也都是在其“谭派”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的。
　　谭门第四代，谭富英先生与其祖父谭鑫培先生共同为谭门七代中的两个顶峰。过去曾经有一幅漫画，画面为老少三人。中间的一位中年，指着那位老年，向少年说：“你的父亲，不如我的父亲！”又指着少年，向老人说：“你的儿子，不如我的儿子！”这是站在富英先生之父谭小培先生的立场上，赞扬谭鑫培与谭富英这两位杰出的艺术大家。皆因小培先生只有一般的名望，而富英先生名登后“四大须生”之中，与前、后“四大须生”中的另六位，共同在承袭其祖父“谭派”艺术的基础上，分别创成“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这七大老生流派。近世以来，社会上所称的“谭派”，指的便是富英先生创成的“谭派”，为与其祖父的“谭派”相区别，也称为“新谭派”；或称其祖父的为“老谭派”。
　　谭富英先生以好嗓子、好武功演出自身的特色。他的嗓音条件胜过祖父，宽亮甜脆无人可比。每唱高腔，真有响遏行云之势。听他唱，如盛暑之际饮一杯清冽甘泉；夜静之时嚼一颗香甜脆枣。其唱的两大特色，一是每唱高腔翻上两个高去，仍然游刃有余。一是每唱“快板”，速度极快，但节奏鲜明、字字清晰入耳。他在《斩马谡》中的“导板”：“火在心头难消恨”，“恨”字后的“哪啊”，以及《桑园会》中的“大不该在桑园我调戏她”，“该”字后边的“呀啊”等等，都达到沁人心脾的妙处；《斩马谡》中的“一见马谡跪帐下，不由老夫咬钢牙”等“快板”，则又给人极为解气，非常过瘾之快。在武功方面，也优于许多位老生，体现在《定军山》、《战太平》等带武场子的戏里，则是耍刀花、枪花，手里干净、利落、快；亮相，身上轻捷、稳健、帅。两方面都不给人丝毫拖泥带水之感。
　　谭鑫培、谭富英祖孙二位，还有两桩凑巧的事：一则是，谭鑫培先生于１９０５年，应邀拍摄了第一部京剧无声影片《定军山》的几个片断；谭富英先生于１９３３年，应邀与名旦雪艳琴合拍了第一部京剧有声电影片《四郎探母》全剧。祖孙二人占了京剧影片之首。再则为：今年正巧是谭鑫培先生逝世８０周年；谭富英先生去世整整２０周年之期，忆及２０年前谭富英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的一副挽联：
　　“富甲梨园，七代继盛，两代流派，艺高称首富；
　　英冠菊圃，四海驰名，五洲仰慕，德劭领群英！”
　　这实为谭门特色的写照！

    1968年3月22日，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党篡军的需要，设下圈套、捏造罪名、突然袭击，制造了所谓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杨、余、傅三人当时分别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空军政委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3月5日夜，傅崇碧为当面汇报清理鲁迅书信手稿去处，与中央文革办事组事先联系好，然后带三人分乘两辆车赴中央文革所在地，经允许后驱车进入。但落入了江青一伙预谋的政治圈套。3月22日凌晨到25日，林彪、江青等人接连召开全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和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干部战士大会时，一口咬定傅崇碧带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去抓人。其后甚至捏造说傅崇碧的秘书用装有手枪的皮包打了江青的腰，“后面车最低限度有一挺机枪”等等。并进而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五·一六’的黑后台”。林彪诬陷捏造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同傅崇碧勾结要夺北京市的权”，“杨成武三次下命令给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诬陷余立金是“叛徒”。25日凌晨1时35分，毛泽东接见全体到会成员，表示对处理“杨、余、傅事件”的支持。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撤销杨、余、傅的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3月25日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吴法宪分任正、副组长，成员为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随后，决定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林彪一伙就此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遭到残酷迫害，并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人，有的致残、致死，造成严重恶果和影响。1974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为杨、余、傅三人平反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宣布平反。中央、中央军委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1979年春，中共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彻底平反。

    1960年3月22日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发表。这个批示是毛泽东在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上所作的批示中提出的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其内容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批语中宣告：“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1971年3月22日，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取名为“571工程纪要”。他们妄图在“军事上先发制人”，强调“不管准备或没有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等小分队等“特殊手段”，发动反革命政变，杀害毛泽东主席，“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建立林氏天下。按照这个反革命的《“571工程”纪要》的规定和要求，林彪反革命集团立即行动起来，急不可耐地加紧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步伐。

    １９４４年９月，阿拉伯各国外长在埃及建议之下，于埃及亚历山大港举行会议，与会各国拟订了《亚历山大议定书》，决定成立阿拉伯国家联盟。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２日，叙利亚、约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埃及、也门（今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等七国代表在开罗举行会议，与会代表签订了《阿拉伯国家联盟公约》（又称《阿拉伯联盟宪章》），正式宣告联盟成立。１９５０年５月又签订了《阿拉伯联盟国家联合防御和经济合作条约》。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宗旨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协调彼此间的政治活动，捍卫独立和主权，全面考虑阿拉伯国家事务和利益等。到１９７７年底，阿尔及利亚、巴林、科威特、利比亚、摩洛哥、卡塔尔、苏丹、突尼斯、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索马里、毛里塔尼亚、吉布提等国也先后加入联盟。此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是它的一个成员，共二十二个成员国（或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领导机构分为理事会，由各国政府与巴勒斯坦的代表组成，并有常设秘书处处理日常事务。１９７８年３月，理事会举行第六十次会议。每年的３月、９月召开例会，非常会议可随时应成员国要求召开。理事会是共最高机构，它的决议是对投赞成票的成员国有约束力。理事会下设十四个委员会，还有阿拉伯联合军事指挥部等机构。
　　从１９６４年开始，阿拉伯联盟就一致决定：联盟不定期举行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以作为最高会议。
　　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设在埃及首都开罗。由于埃及同以色列签订了和约，１９７９年３月下旬在巴格达举行的阿拉伯国家外长和经济部长会议决定对埃及实行制裁，暂停埃及的阿盟成员资格，把总部迁到突尼斯。在这之前，埃及也已冻结自己在阿盟的活动。

    贺龙，1896年3月22日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镇，贺龙同志青年时期就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1914年，他在故乡湖南桑植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他两把菜刀闹革命，率领农民建立武装。历任桑植民军总指挥、团长、旅长、师长、镇守使等职，参加了讨袁、护法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斗。在斗争中，他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贺龙同志开始接触共产党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信仰。1926年7月，贺龙同志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并将共产党员周逸群留在部队中，开展政治工作；随即率部参加北伐，攻占公安、荆州、沙市、宜昌等地；1927年4月，他率领独立第十五师北伐河南，奇袭逍遥镇，决战临颖城，大败奉军。因屡战屡胜，战功显赫，所部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同志升任军长。在大革命时期，贺龙同志是功勋卓著的北伐名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同志，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劳苦大众一边。在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他毅然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起义军总指挥，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成为我军的创始人之一。南昌起义后，贺龙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28年初，根据贺龙同志的请求。党中央派他回湘鄂西，领导工农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从1928年到1934年，他与周逸群等同志一起，先后组建了红四军、红二军团、红三军，建立了湘鄂西和黔东革命根据地，并担任红四军军长、红二军团总指挥、红三军军长，指挥部队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1934年10月，贺龙、关向应同志率领的红三军与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率领的红六军团在黔东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同志任军团长。此后，在贺龙、任弼时等同志指挥下，红二、六军团发动了湘西攻势，继而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80多个团的大规模“围剿”，创建和发展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钳制和歼灭了大量国民党部队，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1935年11月，在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下，红二、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南下湘中，西进乌蒙，转战云南，巧渡金沙江，与敌周旋，胜利北上川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贺龙同志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他坚决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促进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同志参与创建的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他参与创建的红四军、红二军团和红二方面军，是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他为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了丰功伟绩。
　　抗日战争开始后，贺龙同志任八路军一二○师师长。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晋绥抗日根据地。他率部挺进晋西北，进军绥远，驰骋冀中，转战晋察冀，指挥了一系列著名战役、战斗，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1940年，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艰难岁月里，贺龙同志又率部返回晋西北，历任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晋绥军区司令员等职。他和关向应同志一起，领导晋绥军民坚持对敌斗争，建设民主政权，粉碎了敌人的反复“扫荡”和“蚕食”；组织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使晋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成为联结西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陕甘宁边区的坚强屏障，为保卫和建设陕甘宁边区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胜利后，贺龙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率领晋绥军区主力部队，与聂荣臻同志指挥的晋察冀军区部队一起，发起绥远战役，进攻凉城、陶林，激战卓资山，合围归绥，攻击包头，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保卫了抗战胜利果实。1947年以后，贺龙同志历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等职。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将主力部队三个纵队，全部调归西北野战军，交给彭德怀同志指挥，参加西北战场作战。自己则奔波于晋西北和陕北这块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资源缺乏的土地上，全心全意地加强后方建设，保障西北解放战争的后勤供应、兵员补给，为西北地区的解放立下了丰功伟绩。西安解放后，贺龙同志兼任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有效地组织了这座西北第一大都市的接管和恢复发展生产的工作。1949年10月，贺龙同志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率18兵团等部入川，在川北地区歼敌8万余人，后又配合刘、邓大军聚歼胡宗南的几十万军队于成都地区。与邓小平、刘伯承同志一道，成功地组织了进军西藏、剿匪反霸和建设大西南的各项工作。为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贺龙同志历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等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在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14年中，卓有成效地组织领导了广泛的群众体育运动，为增强人民体质，使中国人民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努力组建了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运动员队伍，要求他们提高体育运动水平，攀登世界体育运动高峰，为国争光，使新中国体育事业欣欣向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我国跻身世界体育运动强国的行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是新中国体育事业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奠基人。贺龙同志是我国国防工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在担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期间，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呕心沥血，克服种种困难，全力发展我国的国防工业，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为我国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的研制成功，为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一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视加强部队各级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抓好部队的全面建设，并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帮助部队解决实际问题。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同叶剑英、罗瑞卿同志一道，狠抓教育训练，提高官兵军政素质，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文革”中，贺龙同志身陷逆境，受尽诬陷折磨，但他始终坚持真理，大义凛然地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威武不屈的高尚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