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1898年生，湖南长沙人。早年留学日本，１９２１年回国，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后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社，主编《南国月刊》，并从事话剧创作与演出实践，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之一。曾参加民权保障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１９３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左翼剧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郭沫若主持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等职。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田汉的贡献是对于中国戏剧事业的巨大历史功绩。田汉和他的战友们重新开拓了我国话剧的新路。他写出了《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等优秀作品，创办有名的“南国社”，组织演出，团结和培养了一批艺术人才。他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情操，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民族的呼声，扩大了话剧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他一生致力于话剧事业的发展，称他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是当之无愧的。他的优秀代表作品《名优之死》、《丽人行》、《关汉卿》、《文成公主》等，都应列入中国话剧的保留剧目之中。他在创作中，特别是在他晚年的作品中，力图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他不仅把深切的生活感受，运用话剧形式表现出来，而且，把他的丰富的历史知识、充满诗情的才华与奔放的想象，都一起熔铸在创作之中，《关汉卿》就是一个优秀的典范。
　　田汉作为戏曲改革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和实践者，尤为精神焕发，身体力行。他十分尊重戏曲艺术家，相信和依靠他们，善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和他们一起致力于思想和艺术改革。他和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等著名戏剧大师的友谊是尽人皆知的，值得赞颂的。他在繁忙的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之余，还创造性地改编了《白蛇传》、《谢瑶环》、《西厢记》等一些优秀作品。他的戏曲作品，不仅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唱词优美，才华横溢，大大地提高了戏曲剧本的文学性，也提高了戏曲艺术的地位。
　　写有话剧、歌剧、戏曲、电影剧本１００余部。除上述作品外，还有《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乱钟》、《扬子江暴风雨》等，并写有大量诗歌和歌词，其中包括由经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０日逝世。

    1993年3月12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同志在广州逝世，享年85岁。
　　王震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30年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他创建了湘鄂赣苏区，率领红二方面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王震同志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为开创晋绥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时刻，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带领三五九旅全体指战员，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为全军和抗日根据地树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辉旗帜。解放战争时期，王震同志奉命西渡黄河，保卫延安，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的战斗中三战三捷。1949年10月，王震同志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军挺进大西北，穿祁连，越戈壁，涉冰河，跨天山，历时3个月，行程3000多公里，胜利完成进军新疆的光荣任务，揭开了新疆历史的新篇章。王震率领新疆各族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新疆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斗争。王震是新疆农垦事业的开拓者。
　　新疆是王震同志生前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他对新疆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他的遗嘱中他这样写道：“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为中华民族站岗，永远向往壮丽的共产主义。”1993年4月5日，王震同志的亲属，眼含热泪，将骨灰撒在天山山脉的前峡、后峡和天山北麓的石河子垦区。
　　王震不仅是一位戎马一生的将军，也是一位深受科学界尊敬的良师挚友。他终生尊重知识珍惜人才，无论身居要职或在逆境中，始终鼎力支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王震出身于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3岁就到长沙去谋生。当他看到自己的孙辈从学校毕业时，十分羡慕，他说：“你们小学、中学都毕业了，我呢，一个业也没有‘毕’过。你们生活在新社会，能有机会学习，真是幸福啊！”王震同志深信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动力，他常说：“我们干革命、搞建设没有科学技术就什么也办不成，没有知识分子就什么也办不成。”在科学受到压制，科学家们陷入困境的年代，他以革命家的气魄，仗义执言，表现出科学界尊为最高原则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他那坚持科学真理的大无畏精神极大地鼓舞了科技工作者。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王震同志以身作则与民众同甘共苦。但他却亲自命令从东北给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调来粮食，以解挨饿之危。
　　王震同志关怀科技事业，爱护科技工作者，他也因此赢得了科学界的敬仰和爱戴。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２日，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指挥家和作曲家梅纽因在柏林一家医院治疗期间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
　　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２日生于美国纽约的梅纽因被认为是２０世纪音乐史上“罕见的神童”。据说梅纽因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有一次曾愤怒地摔碎了一把玩具小提琴。在他４岁生日那天，梅纽因得到了一把真正的小提琴，从此开始了展现他音乐奇才的生涯。他７岁因出色地演奏门德尔松 《Ｅ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而震惊乐坛。后来得到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的指点。埃尔加称赞梅纽因“是我见到的最了不起的音乐人才”。这位少年奇才从未上过正规学校。１３岁确立了巡回演奏大师的声誉。他在世界各地举行音乐会，都是由一位家庭教师陪伴左右。１９岁那年，感到身心疲惫的梅纽因暂时离开了音乐舞台。但是１８个月以后，这位年轻的音乐奇才又回到音乐舞台，并且越来越充满信心。此后，他的足迹遍布全球，给世人带来无穷的艺术享受。在他漫长的演奏生涯中，梅纽因的曲目几乎囊括从古典到现代的所有小提琴曲目，被称为小提琴音乐“权威的诠释者”。
　　梅纽因１９２９年首次在德国担任音乐会指挥，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走到后台激动地拥抱他，发出了那句著名的感叹：“现在我知道天堂里有上帝了。”此后定期来到柏林交响乐团担任音乐会指挥。柏林交响乐团指挥埃尔马·魏因加滕今天说：“梅纽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第一位伸出和解之手的伟大的犹太艺术家。”
　　晚年的梅纽因主要是作为指挥家活跃在舞台上的，但他还同时致力于教育。６０年代他在英格兰建立的梅纽因音乐学校成了天才音乐家的摇篮。著名中国小提琴家吕思清和胡坤都是他门下的高徒。
　　梅纽因还以其对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的关怀而著称于世。二战期间，他奔走于世界各地，为盟军和红十字会演出５００多场。１９４５年，他还专门为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演奏。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１２日说：“俄罗斯人民将永远怀念二战以来他带给这个国家的无数场音乐会。”他曾就巴勒斯坦和平进程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说；１９９７年获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高勋章———大十字勋章。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在悼词中称赞梅纽因“不知疲倦地”支持联合国事业。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梅纽因曾去印度举行音乐会，并开始在英国巴斯举办梅纽因音乐节，他从１９５９—１９６８年亲自担任巴斯梅纽因音乐节的指挥。１９７７年，梅纽因在瑞士格施塔德创办了专门培育年轻弦乐演奏人才的国际音乐学院，并在该学院举行一年一度的梅纽因音乐节。
　　从６０年代开始，梅纽因越来越多地从事音乐会的指挥，但他近年来已不在公开场合演奏小提琴。
　 梅纽因曾经担任伦敦皇家爱乐乐团副指挥；英国管弦乐团荣誉指挥；华沙交响乐团首席客座指挥；匈牙利爱乐乐团首席指挥。
　　梅纽因以其人格魅力赢得很多同行的友谊。他同罗马尼亚作曲家埃奈斯库的师徒之情在音乐界传为佳话。１９３２年，梅纽因同英国作曲家埃尔加合作演出后，两人不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梅纽因还对英国产生了感情。１９８５年，他成为英国公民，两年后被授予爵士称号，１９９３年成为英国上院终身议员。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唁电中说，“他永不疲倦地让人们享受他对音乐的爱”。他还出版过自传和音乐书籍多部。梅纽因一生几乎走遍全球所有国家，晚年致力于音乐教育，在英格兰苏雷市创办的梅纽因音乐学校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小提琴家。
　　梅纽因一生经历了两次婚姻。１９３８年，他娶了澳大利亚一位百万富翁的千金、１９岁的诺拉·尼古拉斯为妻，生有一子一女；但是他们的婚姻于１９４７年破裂。同一年，梅纽因与伦敦西区的芭蕾舞演员黛安娜·罗莎蒙德·古尔德结婚，生有两子。
　　梅纽因拥有美国、瑞士和英国国籍。
　　他还获得了欧洲各国授予的多项荣誉，其中有法国的荣誉军团勋章、比利时的利奥波德勋章、西班牙的大十字荣誉勋章。此外，梅纽因还获得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巴黎大学等27所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１９９３年授予梅纽因勋爵爵位。
　　在他心目中，中国是一个令他神往的国家，一本德文版的《老子》已经伴随他５０多年之久。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书籍之一。
　　梅纽因曾３次来华演出和讲学，他的艺术和道德风范给中国音乐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一次是在改革开放后不久的１９７９年，梅纽因与中央乐团在民族宫剧场演出。作为那次演出的指挥，李德伦先生与梅纽因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那次他演奏的曲目有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由我指挥，他自己还边独奏边指挥了莫扎特Ａ大调第５小提琴协奏曲，他还与盛中国共同演奏了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他在排练和演出时都十分认真，他尊重中国艺术家，和我们共同讨论如何达到最好的艺术表现。”李德伦记得，梅纽因对中国文化十分感兴趣并有相当研究，他的琴盒里总是放着一本德文版的《老子》。在游览故宫时，他不断地向李德伦提出各种问题。那次访华之后，他们成了好朋友。８０年代初，梅纽因邀请李德伦担任巴黎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的评委。１９９７年，梅纽因作为指挥家再次访华，带着他的得意弟子、中国小提琴家胡坤，与中国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这一次，他又到李德伦家重叙旧情，共进晚餐。李德伦以一对夜光杯相送。１９９７年来华时，他已经８１岁，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他给“国交”排练时，在指挥台上从不落座，每次自始至终都站着指挥。连很短的休息时间，他也和周围的人讲述着音乐和演奏上的方方面面。
　　６０岁时，在为他举行的贺寿音乐会上，他一登场竟对着台下的听众来了个倒立，引来全场观众热烈掌声。
　　人们问他：“练瑜珈对拉琴有什么好处？”
　　他说：“瑜珈功可以让人的精神得以高度集中，但又处于非常自然而放松的状态。这样，你就不再紧张，不再刻意思考，那种自然的感觉会随着你内心的某个点而不断地增进和扩大。身体的机能和自信心也就会随之加强。这对身体，对拉琴，对一切都有帮助。其实，人们经常缺少的就是那种自然的状态。”

    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９时３０分　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终年５９岁。３月１９日，孙中山灵柩移中山公园。３月２４日至月底前往致祭者达７６８００人。４月２日出殡，灵柩暂放西山碧云寺石塔中。参加送灵到西直门的群众达３０万人，步行送到西山的约２万人。１９２９年５月２６日，孙中山灵柩由碧云寺移到南京。６月１日，安葬在紫金山。
　　孙中山名文，字逸仙。１８６６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县翠亨村。１８９２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有志反清。１８９４年赴檀香山组织兴中会。１９０５年，在日本领导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纲；提出“三民主义”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满清统治。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后，被１７省代表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就职。２月１３日，因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妥协，被迫辞去大总统职。３月，临时参议院通过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８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选为理事长。１９１３年３月，因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即主张起兵讨袁。旋即失败。１９１４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次年发表《讨袁宣言》。１９１６年，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１９１７年，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１９１８年因桂系军阀和政学系的挟制，被迫去职。１９１９年，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１９２１年，就任非常大总统。１９２３年，驱走陈炯明，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１９２４年１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改组中国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同年１１月，应邀北上讨论国事，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等作斗争。孙中山的遗嘱主张“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在哲学上，提出“知难行易”论，批判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保守思想。孙中山的遗著有《中山全书》、《总理全集》、《孙中山全集》等。

    1997年3月12日，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在北京病逝。
刘绍棠，1936年3月29日生。北京市通县儒林村人。自幼喜欢听母亲和乡亲父老讲说民间故事及说书艺人演唱评书。
17岁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1953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其中他的成名之作——《青枝绿叶》被选编入中学语文教材。
1954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出版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1955年出版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195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私访集》和少年儿童小说《瓜棚记》。这些作品清新可喜，语言纯朴，富有泥土气息。1957年，刘绍棠被错划为右派，遭受迫害20年之久。他于劳动之余，勤奋创作，写出了《地火》、《春草》、《狼烟》的三部长篇小说。粉碎“四人帮”后开始了新的文学创作生活，写出了短篇小说《含羞草》、《地母》、《藏珍楼》、《起来行》、《燕子声声里》等。

    大沽口地势险峻，历来为京津屏障。在１５０年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为实现其“威胁天津、压服北京”的阴谋，兵临大沽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大沽和北塘地区成为北方主战场，雄伟的大沽炮台成为抗击英法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堡垒。从那时到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多次染指大沽口，给天津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天津人民不畏强暴，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英勇悲壮的斗争。
　　１９２６年３月７日，驻守天津大沽口的国民军发现奉系军舰在大沽炮台附近活动。国民军立即开炮将其击退，并于３月９日在大沽口敷设水雷，封锁港口，以阻止奉舰侵犯。３月１０日，英、法、日、美、意等１２国驻华使馆开会，认为国民军封锁大沽口违反《辛丑条约》，要求北京政府撤除一切入京障碍。
　　国民军被迫于３月１２日宣布开放大沽口岸。可是当日下午，日本驱逐舰入大沽口，因未按事先与国民军约定的信号和时间联络，并跟随有另一驱逐舰。国民军鸣枪示警，令其停止，而日本军舰却开炮轰击大沽口。酿成“大沽口事件”。
　　３月１４日，中共北方区委、中共北京地委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联合召开“北京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
　　３月１６日，日、英、美等８国公使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工事，北京至出海口的交通不得发生任何障碍等。
　　３月１７日，国共两党再次召开联席会议，针对最后通牒，一致通过：即日驳复通牒、不许日舰带奉舰入港、驱逐８国公使离京等决议。同时，会议决定请国民军改变作战目的，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
　　后国共两党代表开会准备分别向外交部、国务院请愿，遭到北京政府镇压，酿成“三一八”惨案。

    1990年3月12日，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决定》提出，党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首要的问题是建立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和决策执行程序，保证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的利益。要积极疏通和拓宽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要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要建立和完善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制度，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

    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２日，台湾著名老作家杨逵因心脏病发在台中逝世，终年８０岁。
　　杨逵原名杨贵，１９０５年生于台南县新化镇，１９岁赴日求学，半工半读。１９２７年（２２岁）返台参加抗日农民运动、文化运动，先后１０次被日警逮捕下狱。出狱后，经营“首阳农场”，以卖花为生，并从事写作。早期代表作《送报夫》，被誉为具有文学品质而写出日据台湾社会真相的第一篇小说，对台湾新文学运动产生很大的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杨逵先生先后创办《一阳周报》，主编《力行报》副刊及《台湾文学》丛刊等。１９４９年被台湾当局逮捕，囚于绿岛十年后放出。晚年生活穷困，仍以种花度日。杨逵主要作品有小说集《鹅妈妈出嫁》，散文集《羊头集》等。

    1979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决议，正式确定每年的3月12日为我国的植树节。全国各族人民在植树节前后，展开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
我国劳动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在清明前后植树的习俗。远在春秋时代就有奖励植树的记载。我国正式规定植树节是在1915年。
1928年4月，又通令全国将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即3月12日定为植树节。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一篇咨文，攻击苏联是极权国家，要求国会批准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抵制极权政体强加于它们的种种侵犯行动。
杜鲁门提出的这项政策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转折点。过去美国把苏联称为盟国，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攻击苏联。现在，杜鲁门公开宣布苏联是美国的主要敌人。“杜鲁门主义”是美苏“冷战”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由杜鲁门陪同在美国的富尔敦发表关于“铁幕”的演说，揭开了“冷战”序幕。此后，英国因无力对希腊政府镇压希腊人民革命武装继续进行援助，于1947年2月21日由英国外交部通知美国国务院，英国于3月底停止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希望美国填补它撤退后留下的“真空”。英国的这一表示为美国扩展势力和执行以实力“遏制”苏联的政策提供了机会。

    1930年3月12日，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发动“食盐进军”，开始第二次不合作运动。
3月12日，甘地率领70多名崇拜者向海滨丹地进军，沿途宣传，号召人民破坏英国殖民政府的食盐专卖法。他和他的同伴照常每天纺一小时纱。当他们的队伍经过时，村民潮水般加入他们的队伍，当他们到达丹地海滨时，远征的队伍达到几千人之多。各地人民纷纷以海水制盐，这种破坏食盐专卖法的狂热席卷了整个印度，食盐这种违禁品也在各村庄和城镇公开销售。4月9日甘地为此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规定范围：自制食盐，对酒店、鸦片烟馆和洋布商店进行监视，自己纺织棉纱棉布，学生罢课，公务人员退出公职等。
在这次运动中，英国殖民政府和资本家遭受很大打击，英国总督欧文寻求妥协，1931年3月5日与甘地反复协商后签订《甘地一欧文协定》，殖民政府承认国大党为合法，国大党将结束不合作运动，并派代表参加它曾抵制的英印伦敦圆桌会议。1931年12月国大党卡拉奇会议通过此协定。第二次不合作运动结束。
甘地从海边抓起一把盐，这是违反食盐专卖法的行为

    《四库全书》由清乾隆时官修，永瑢领衔编撰，纪购担任总器官。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开设四库馆，四库馆员先后总计达4186人。历时10年，所辑的书籍按照经、史、子、集四部排列，共收书3457种，79070卷（文津阁本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亦有收书3461种，79309卷之记载）；另有存目书6766种，93556卷。
第一部《四库全书》于1782年3月12日（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缮写告成。后又缮写了6部，分储在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渊阁、避暑山庄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和杭州文澜阁，另有副本一部藏于北京翰林院。
全书包罗宏大，丰富港翰，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然而在编书过程中，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对不少书的内容作了删改，还下令查禁、销毁了“悖逆”、“违碍”的书籍近3000多种，六、七万卷以上，其数量几乎与《四库全书》所收的书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