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9日，澳大利亚1架P-8A军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西沙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有力反制、警告驱离。澳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我们正告澳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2001年10月19日上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上海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了会谈。
　　这是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的首次会晤。他们就中美关系和反对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会谈是建设性的、富有成果的。
　　布什表示，他一直期待着这次访问，以便同江泽民主席进行面对面的会谈。他强调，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他把中国看成是美国的朋友。美国致力于同中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毋庸讳言，美中之间会有分歧，但我们将本着相互尊重、坦率相待的精神来处理相互间的分歧。
　　布什表示，他一直强烈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他对中国即将入世表示祝贺，认为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这都会带来好处。他还祝贺中国申奥成功。
　　布什感谢中国在“9·11”美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迅速作出反应，明确、坚定地支持美国人民反对恐怖主义。他还感谢中国在这方面给予的合作。
　　江泽民表示，中国高度重视与美国的关系，一向主张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为此，双方可以建立高层战略对话机制，由我们两人直接或派代表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及时沟通。
　　江泽民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里。中美两国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们必须长期共存，有不同意见应求同存异，应不断努力扩大我们的共同点。历史证明，只要我们这么做，我们的关系就会得到发展。
　　江泽民说，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始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布什表示，他这次来到中国向中方重申，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
　　江泽民说，改革开放后，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上海就是中国发展一个生动的缩影。我们非常重视与美方的经贸合作。不久前，我们购买了30架波音飞机，这说明中美经贸合作是有广阔前景的。
　　关于反对恐怖主义问题，江泽民说，中国一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支持对恐怖主义进行打击。打得准才能打得狠，应避免伤及无辜。中美之间可以建立中长期的反对恐怖主义合作机制。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
　　中方参加会谈的有钱其琛、黄菊、曾庆红、王忠禹、唐家璇、李肇星、杨洁篪。
　　美方参加会谈的有国务卿鲍威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驻中国大使雷德等。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生长在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国，清政府的腐败，官僚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人民大众的痛苦挣扎，他都看在眼里。但是使他最感痛心的是，当时的民众昏昏沉沉。
　　1902年4月，21岁的鲁迅怀着寻求真理、找一条救国救民道路的强烈愿望到日本留学。当时的日本，正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海外活动的中心地区。鲁迅到日本后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派深刻影响，于1903年初毅然剪掉了具有封建专制和民族压迫象征的辫子，以表示对清王朝的憎恶和与之彻底决裂的决心。鲁迅将剪掉辫子后照的照片送给好友许寿裳，并在照片后面写下了一首诗——《自题小像》。这首诗是鲁迅向旧世界宣战的一篇宣言。他用无法逃脱爱神射箭的比喻，来形容自己和祖国不能不相爱，以反衬爱之深切，用献出鲜血和生命的决心来表达自己矢志于救国事业的宏愿。他所抒发的思想感情，正像一条红线，贯穿了鲁迅的一生。
　　鲁迅开始到日本时是学医的，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解救人民最要紧的不是“医”，而是需要打开思想上的枷锁，唤起民众起来斗争。于是，他毅然决定弃医从文，用犀利的笔去挑开旧世界的黑幕，让人民群众看清统治者的丑恶面目，也看清自己的愚昧，赶快奋发起来，他的《狂人日记》揭开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页，以后他又陆续创作了《药》、《阿Q正传》、《祝福》、《伤逝》等一批极为成功的现代小说。
　　1936年春天，鲁迅病倒了。鲁迅年轻时就患了肺结核，由于年纪逐渐增大，又长年累月处在紧张工作和战斗之中，这一次发病显得格外沉重。但鲁迅不愿离开上海去疗养，他还要斗争。他经常这样想：“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还是一样，多几年也是白白的”。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每当病情略有好转他便在床头扶案写作。《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等优美的散文就是这时创作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的寓所里逝世。巨星殒落的噩耗传来，全国人民以及世界进步人民和文化界十分痛惜，在宋庆龄主持的鲁迅葬礼中，人们用一面绣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旗覆盖在鲁迅棺木上。“民族魂”，这正是中国人民对鲁迅的最高褒奖！
　　毛泽东也曾对鲁迅一生的非凡业绩和战斗精神作了最充分的评价，他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996年10月19日，由一家私企制造的热气飞艇——“中华1号”在北京首飞就成功地升上蓝天。
这家名为北京科源轻型飞机有限公司的企业是我国首家私人飞机制造企业。一年前，由该公司生产的AD200型飞机刚刚取得国家颁发的生产许可证，并达到了年产100架的生产能力。如今，他们又在北京、南京两家航空航天大学的近十位航空专家的帮助下，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就生产出我国第一艘热气飞艇。热气飞艇是世界上于近期才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航空器，它具有热气球和充气飞艇的综合特征。
另外，“中华1号”热气艇是国际上热气飞艇中首架采用流线舒畅、美观新颖的AD200飞机机身外形作为吊舱；首架采用玻璃钢蜂窝夹层结构吊舱；采用独特的鼓风系统和充气系统。对飞艇进行了完善的设计研究和充分的试验，从而达到了优良的飞行性能和安全可靠性能。
“中华1号”飞艇艇长33.8米，艇高14.8米，气囊直径为12. 6米，容积2600立方米，最大重量650公斤，最大平飞速度大于25公里/小时，上升速度大于3米/秒，最小转弯半径小于50米，有效装载220公斤。据科源公司经理原永民介绍：尽管“中华1号”飞艇刚刚通过试飞，就已经被珠海一家企业买走。因为，这种热气飞艇在航空体育、竞赛、旅行，广告及表演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开创我国私人制造飞机先河的原永民，说起来最初时和航空事业并没有更深的渊源。他十几年前下海承包了一家小饭馆，以后开了科源酒家。由于“永不满足和渴望冒险”的开拓精神，两年前用自己的饭店做抵押贷款投资民用航空事业，没想到却填补了北京市高科技领域的一项空白，受到了北京市和海淀区的大力支持。如今，原永民自己还注册了一个航空俱乐部，从事航空体育方面的运动和普及工作，虽然俱乐部目前已经有了两种航空器，但原永民仍表示，以后将积极进取，希望能尝试制造更新的航空器。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6个军共18个师，分别从安东、长甸河口和集安等处跨过鸭绿江赴朝鲜前线，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6月25日朝鲜爆发内战。27日，美派出海军和空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扩大朝鲜战争，并命令海军第7舰队侵占我国台湾。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侵占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9月15日，侵朝美军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组成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截断了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并使其腹背受敌。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越过三八线，继续向中朝边境进攻。同时派遣空军侵入我东北领空，进行轰炸、扫射，严重威胁中国安全。10月1日，金日成致信毛泽东：“极盼中国出兵援助人民军作战。”
　　10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和祖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抽调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部，由原边防军的4个军及50、60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对敌发起第一次战役。

    2001年10月19日晨，84岁的中国音乐老人李德伦与世长辞，告别了他挚爱一生的中国交响乐事业。
　　李德伦最后一次执棒，是坐着轮椅登台的。1999年11月19日，在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音乐会上，这位音乐老人与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时隔20年后再度携手。当时这两位音乐老人都已耄耋之年，这次同台演出被称为“世纪绝响”。
　　这位生前曾任中国交响乐团顾问、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的音乐指挥家，1917年生于北京，少年时期就开始学习钢琴和小提琴。1940年考入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校期间与同学一起组织过“中国青年交响乐团”。1946年上海音专毕业后即赴延安，任中央管弦乐团教师和指挥。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中央歌剧院指挥，1953─1957年作为阿诺索夫教授的研究生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系学习，毕业后回国任中央乐团指挥。作为客座指挥，还先后指挥过前苏联列宁格勒、莫斯科等城市的20多个乐团，并前往芬兰、捷克、古巴等国指挥。他曾多次指挥过数百人的大型乐队进行节目演出，还曾先后指挥过贺绿汀、马思聪、罗忠镕、吴祖强、陈培勋等中国作曲家数十首交响乐作品的演出，并与国内外著名音乐家奥依斯特拉赫、梅纽因、斯特恩、托泰里、马友友、尼古拉耶娃、施塔克曼、傅聪、刘诗昆、沈湘、郭淑珍、胡坤、吕思清、薛伟等合作演出。
　　1980年，李德伦获文化部授予的指挥荣誉奖，1985年在巴黎梅纽因小提琴国际比赛中任评委，1986年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国际比赛中任大提琴评委，同年获得匈牙利政府文化部授予的李斯特纪念奖章。多年来他还致力于交响乐的普及与发展，在北京、天津、广州等20多个城市组织乐队训练演出，促进一些地方乐队和音乐厅的兴建，并到全国各地大学、工厂及机关团体举办了多次“交响乐讲座”，为交响乐的普及做了有益的工作。

    雅鲁藏布大峡谷一个U型，犹如马蹄的高山峡谷，其两端直线距离不到40公里，但河床落差竟从海拔约2800米的高度骤降至600米——事实很明确，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最深的大峡谷。为进入大峡谷科考，中国的科学家们前几年曾两度计划出发，但都搁浅，原因是没有钱。1998年10月19日，这次科考探险终于成行了。科学家们步行穿越这条历史上还无人完整穿越的大峡谷，理由是非亲临其境就无法得真知。大峡谷中有一个叫墨脱的地方，在藏族佛教中，它是世外桃源的意思。在西藏人心中，那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极乐世界。经过42天跋涉，科考队走到了这个神秘的极乐世界，带着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扎曲胜利会师，镌刻“人类首次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15个金光闪闪大字的纪念牌，在大峡谷大拐弯顶端的扎曲村山坡上高高耸立，标志着这次人类探险史上的壮举从此载入史册。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院、署、行的负责人，同时通过任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等机构的负责人。中央人民政府的各组织机构至此全部建立起来。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李维汉为秘书长；任命董必武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陈云为财经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为文教委员会主任，谭平山为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任命谢觉哉为内务部部长，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薄一波为财政部部长，陈郁为燃料工业部部长，杨立三为食品工业部部长，黄炎培为轻工业部部长，滕代远为铁道部部长，朱学范为邮电部部长，章伯钧为交通部部长，李书城为农业部部长，梁希为林垦部部长，傅作义为水利部部长，李立三为劳动部部长，史良为司法部部长，陈绍禹为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为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沫若为科学院院长，邹大鹏为情报总署署长，孔原为海关总署署长，胡乔木为新闻总署署长，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南汉宸为人民银行行长；任命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为总参谋长。中央人民政府的全部负责人选，都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充分协商，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人物，以及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中国有史以来人民自己的、最为统一和完备的政府。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９日，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在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返回马普托途中因乘坐的专机坠毁而不幸身亡。据报道，这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的苏制图—１２４Ａ型飞机飞到马普托上空时，正碰上雷阵雨。专机在马普托上空盘旋多时，无法降落，便转向西南方向飞去。当飞机飞至离马普托七十多公里的莫桑比克和南非边界地区的上空时，滑至南非境内二百米处坠毁。失事飞机上共有乘客38人，幸免于难的只有4人，罹难者中包括外交部长希萨诺、交通部长路易斯·桑托斯等人。
　　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９日生于加扎省的希莱贝内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萨莫拉亲身经历了殖民主义者对非洲人的压迫和歧视，从小立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１９６３年，他离开莫桑比克，被派往阿尔及利亚接受军事训练。１９６４年９月，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发表“武装大起义”宣言，萨莫拉率领游击队进入莫桑比克，打响了反殖民统治武装斗争的第一枪。１９６６年，萨莫拉任莫解阵军事书记。１９６８年，任莫解阵武装部队总司令。１９７０年５月，萨莫拉当选为莫解阵主席。１９７５年６月，莫桑比克独立后，萨莫拉任总统兼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他被授予共和国最高军衔——元帅衔。１９７７年２月，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改建为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萨莫拉任主席。莫桑比克在萨莫拉总统领导下，对内重视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对外奉行不结盟政策，坚决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
　　萨莫拉总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曾先后于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８４年五次访华。

    1980年10月19日，彭真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说，现在，我们政治改革的重点是解决国家体制问题，也牵涉到党的体制。我们国家体制最大的毛病是权力过分集中，中央集权过多。从中央一直到地方，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兼职现象比较严重。现在我们准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负责人都不兼职。要把中央权力分下去，就是把权力下放，同时要健全和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过去我们的权都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现在要将一部分权分给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只要跟国家宪法和法律不抵触。地方可根据需要制定本地区的法律、法令。

    1965年10月19日，中国和尼泊尔王国今天在中尼边界友谊桥第一次直接交换邮件。两国从这天开始正式直接通邮。
    中国和尼泊尔是在1月签订关于直接交换邮件的临时协定的。两国水陆路邮件决定取道初步通车的拉萨·加德满都公路到友谊桥直接交换。
    中国邮电部办公厅副主任汪洋，中国西藏自治区外事处处长杨宗欣、邮电管理局副局长陆双欣等参加了通邮仪式。
    尼泊尔王国政府参加通邮仪式的有：公共工程交通运输部联合秘书夏尔玛，邮政总局局长莎蒂雅尔，尼泊尔王国驻拉萨总领事巴喀塔·纳拉·西姆哈·拉纳等。在通邮仪式上，汪洋宣读了邮电部部长朱学范的贺词。贺词说，中尼两国之间建立直接交换邮件关系，不仅加强了两国之间的邮政联系，同时对增进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将作出重要的贡献。
    汪洋在通邮仪式上讲话，他讲述了中尼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并且称颂两国人民通力合作，战胜了喜马拉雅天险，初步修通了联系中尼两国的友好公路，使两国人民间增加了一条友谊的纽带，并且为发展两国间的邮政联系提供了便利条件。尼泊尔公共工程交通运输部联合秘书夏尔玛在通邮仪式上宣读了尼泊尔公共工程交通运输大臣克·曼·维亚蒂特的贺词。维亚蒂特在贺词中表示相信，这次通邮在朝着进一步加强中尼两国间热诚、友好关系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夏尔玛也在仪式上讲话。他谈到了尼中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他说，我们可以展望我们两国的友谊会日益巩固和发展，我们非常珍惜与中国邻邦的友谊。他还热烈赞扬已经初步通车的拉萨到加德满都公路的作用。

    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于1942年5月所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重要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必须当作整风的必读文件，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地学习和研究。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全党都应研究这个讲话，以便对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克服过去思想、工作、作品中存在的偏向，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解放事业。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是19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他在核物理学和化学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卢瑟福的功绩还不止于此。当人们评论卢瑟福的成就时，总要提到他“桃李满天下”。在卢瑟福的悉心培养下，他的学生和助手有多人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1921年，卢瑟福的助手索迪获诺贝尔化学奖；
　　1922年，卢瑟福的学生阿斯顿获诺贝尔化学奖；
　　1922年，卢瑟福的学生玻尔获诺贝尔物理奖；
　　1927年，卢瑟福的助手威尔逊获诺贝尔物理奖；
　　1935年，卢瑟福的学生查德威克获诺贝尔物理奖；
　　1948年，卢瑟福的助手布莱克特获诺贝尔物理奖；
　　1951年，卢瑟福的学生科克拉夫特和瓦耳顿，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1978年，卢瑟福的学生卡皮茨获诺贝尔物理奖。
　　有人说，如果世界上设立培养人才的诺贝尔奖金的话，那么卢瑟福是第一号候选人！
　　1871年，卢瑟福出生在新西兰的一个手工业家庭。1895年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进行实习，成为物理学家汤姆生的学生和助手。1898年他移居加拿大，任马克居耳大学的教授。1907年他定居英国，任曼彻斯特大学教授。1918年后他担任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
　　卢瑟福在研究放射性现象和原子结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1899年他发现了放射性辐射中的两种成分，并命名为α射线β射线，接着又发现了新的放射性元素“钍”。1902年在加拿大工作期间，他与英国化学家索迪一道，通过对铀的放射性研究，提出了原子自然蜕变的理论：放射性现象是原子自行蜕变的过程。在蜕变过程中，一种元素的原子可以转变成另一种元素的原子，同时放射出α粒子和β粒子。这种理论冲破了原子不可再分的理论，揭开了物理学史上新的一页，引起了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革命。由于上述的贡献，卢瑟福于190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
　　1911年，卢瑟福根据α粒子的散射实验(被称为卢瑟福实验)，发现了原子核的存在，从而提出了原子结构的行星模型：原子的结构与太阳系的结构相似，原子中心有一个带正电的核，带负电的电子围绕原子核转动。原子内电子的电量总和等于核的电量，使整个原子呈中性。这个模型假说虽然还不够完善，但为人们探索原子内部的结构，打开了神秘的大门。
　　1919年，卢瑟福用放射性元素钋的α粒子轰击氮原子，获得了氧的同位素，第一次实现了元素的人工嬗变。1920年，他还预言中子的存在，认为原子核内部存在某些不带电的粒子，能很容易地打入原子核内，或者和原子核结合起来，或者在它的强大场内蜕变。12年之后，这种中子果然被人们所发现，成为轰击原子核的最佳炮弹，为原子核链式反应、放射性原子能提供了条件。
　　1937年10月19日，卢瑟福在英国剑桥医院逝世，终年66岁。后人为了纪念他，把他的名字命名为放射性强度的单位。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至此，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的长征结束。经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一年前，红一方面军撤出中央苏区踏上长征路途时，有近10万之众。而到达陕北的陕甘支队，人数不满8000人。
　　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会议认为红军经过长达1年的行军到达苏区，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当前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
　　回顾长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只有彻底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确立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领导，长征才能取得胜利，只有粉碎了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分裂阴谋，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 ，长征才能取得胜利。
　　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何时称为“长征”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对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作了精辟的总结，对它的意义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我们长征12个月零2天，共367天，我们完成了伟大的远征，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呀！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只在我们红军才有这个气魄，才有这个决心！长征是宣言书，向全世界宣传红军是英雄好汉，蒋介石反动派是没有用的。它又是宣传队，向11个省的广大老百姓宣传了共产党、苏维埃和工农红军的解放道路。它又是播种机，在11个省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的。”在毛泽东的这一段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概念。其实最早使用“长征”这一概念的是王明，而把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统一地称为“长征”是1935年9月中共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逐渐形成的。

    1908年10月19日，日本警察总监龟井三郎签署了一份由内务大臣平田东助发布的命令，借口《民报简章》和《民报》违反了日本出版条例，勒令“停止其发卖颁布”。20日晚，由东京牛道警察署出面，向《民报》主笔章太炎宣读了这一命令。其实主要是因为桂太郎新内阁上台以后，下达这一命令，以对清政府表示“亲善”。章太炎等人立即向日本当局提出了强硬抗议，指出《民报简章》的六大主义，早经日本内务省认可。牛道警察署对章太炎说：“此事关于外交，不关法律。”章太炎痛斥日本当局同清政府的肮脏交易，并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把封禁《民报》的真相公诸于世，章太炎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了《报告〈民报〉24号停止情形》，吁请世界人士给予同情。同时还聘请律师向日本法庭提起诉讼。

    1893年10月19日，上海机器织布局失火焚毁。此局于1878年，由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倡议兴办，李鸿章、沈葆桢奏准设立。厂址在上海杨树浦。因筹集资金困难，1880年改组，李鸿章奏拨官款，派候选道郑观应，江苏候补道龚寿图等主持，官督商办，并请准享有专利10年。规定10年内只准本国商人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上海机器织布局订购英、美两国轧花机、纺纱机、织布机等全套设备，是清末最早的机器棉纺织工厂。由于美国技师刁难，封建官吏营私舞弊，抽逃资金，筹建工作陷于停顿。1887年、1890年、1891年数次改组，以天津商界名人杨宗濂、杨宗翰兄弟主持局务。1890年投产后在杨氏兄弟经营下，有纺锭35000枚，布机530台，雇工约4000人，营业方始兴盛，每月可获利12000两。10月19日织布局清花厂失火，适值狂风大作，施救不及，损失达7000多万两。李鸿章委派翁宣怀负责重建，更名华盛纺织总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