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夏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谱写了资产阶级革命夺取全国胜利的新篇章。
　　自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各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各地群众奋起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但是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缺少组织和领导。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理论，组织革命政党，先后发动过十次武装起义，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每次起义都起到了宣传革命、振奋人心的作用。
　　湖北位居长江腹地，武汉素称“九省通衢”，是水陆交通中心。帝国主义各国早就在这里辟租界，开商埠，办工厂，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城乡各个角落。这就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促使农村经济破产，人民被迫走上革命的道路。１９０４年７月，武昌出现了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后又陆续成立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秘密革命组织。湖北革命党人深入新军，宣传革命，在士兵中发展革命组织，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工作，直到武昌起义前夕，新军中已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起义的主力军。１９１１年４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同盟会领导人决定把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实现了湖北地区革命组织的大联合。夏天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预示着全国革命风暴的到来。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统治者的武力减弱，武昌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９月２４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推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制定了起义计划。但实际起义并没有按预定计划进行。１０月９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革命总机关赶制炸弹时不慎爆炸，文件全被俄国巡捕搜走，机关暴露。蒋翊武得知此消息，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当晚起义。但因命令未能及时送到，起义没有实现。湖广总督瑞澄下令搜捕党人，武昌机关遭到破坏。１０月１０日，瑞澄继续按册捕人，形势十分严重。在这紧急关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动联络。当晚７时过后，工程第八营革命党的总代表、后队正目（相当班长）熊秉坤领导该营首先发难。他率领十多名革命士兵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守库的本营左队士兵鸣枪配合，顺利地占领了楚望台。工程营左队队官（相当连长）吴兆麟被推为临时总指挥。当天夜里１１时左右，革命军以工程营为主力，分三路向督署发起猛攻，督署守兵千余人以强大火力阻击，各路大军均不得手。午夜时分，发起了第二次进攻，瑞澄闻炮丧胆，从督署后墙凿洞逃遁。次晨２时，革命军再次发动进攻，终于在黎明前攻下督署。武昌起义胜利了！１１日晚及１２日凌晨，革命军先后占领汉阳、汉口，武汉三镇完全光复。这是孙中山领导革命起义以来第一次取得的胜利。消息传出，全国和全世界为之震动。
　　武昌起义枪声一停，湖北军政府即于１１日在武昌宣告成立。由于原来的起义领袖被捕、被杀、受伤或逃匿，群龙无首，加上革命党人没有认识到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上有“名望”的人才能号召组织政府，于是拥戴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推举湖北咨议局议长、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为总参议。黎元洪料想革命不会成功，推托不肯上任。革命党人便组织谋略处，担负军政府的领导责任。五天以后，黎元洪再也拖不下去，见清王朝大势已去，才宣誓就职。他上台后，谋略处即被撤销，军政府被改组，立宪派分子及反动官绅纷纷挤进革命政府。革命党人虽然与之进行反复斗争，终究未能扭转以黎元洪为首的旧官僚、立宪党人控制湖北军政府的局面。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又公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第一次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此外，军政府发布各种文告，号召各省起义，促进了革命的继续发展。在外交政策方面，军政府宣布所有清政府以往与各国缔结的条约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按期偿付，各国在华既得利益“一体保护”，表示革命“并无丝毫排外性质”，这是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
　　武昌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极大震恐。帝国主义各国迫于革命形势，不得不宣布“严守中立”，同时又派军舰集结武汉江面，作武装干涉的准备。清廷则于１０月１２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两镇南下进攻革命军，１４日再度起用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委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世凯想趁机攫取更大更高的权位，以“足疾未痊”为理由假意拒绝出任，直到清廷委他为钦差大臣，给他统率水陆各军的大权，他才“出山”南下。１０月１７日清军不断向刘家庙增兵，于是爆发了阳（汉阳）夏（夏口，今汉口）战争。湖北革命军民奋起保卫武汉，群众踊跃参军，几天之内，军政府扩军达四万人。新兵奋勇投入战斗，工农手持刀矛助战，１９日大败清军于刘家庙，首战告捷，汉口全市张灯结彩庆祝。２７日，袁世凯命第一军冯国璋部反攻，刘家庙复陷敌手。次日革命军又退大智门。清军纵火劫市，大火延烧三昼夜，汉口繁华之区化为焦土。１１月１日汉口失陷。３日，由上海赶来武昌不久的同盟会领袖黄兴受命为战时总司令，１６日率部偷渡汉水，反攻汉口未克，次日退守汉阳。２１日清军进攻汉阳，黄兴率革命军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２７日汉阳又告陷落。历时一个多月的阳夏战争结束。革命军维持住与清军隔江对峙的局面。
　　武汉地区的军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义造成的革命形势是反动力量无法扭转的。武昌起义后，短短一个多月，全国有１４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最后终于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尽管以后还出现过几次短命的复辟丑剧，武昌起义终究导致了中国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它的历史意义是不能抹煞的。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０日，人民艺术家赵丹因患癌症逝世，终年６５岁。
　　赵丹，原名赵凤翔，祖籍山东肥城，居江苏南通，生于１９１５年。１９５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中学时代，就热爱戏剧艺术。１９３１年考入上海美专学习国画。１９３３年，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他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进步话剧运动，并进入电影界。从《琵琶春怨》开始，几年里他先后参加拍摄了２０多部影片。特别是在《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中的演出获得很大成功，成了一位最受观众欢迎的明星。１９３７年，赵丹和许多电影戏剧工作者一起，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１９３８年，赵丹赴新疆开拓戏剧工作，遭到反动军阀盛世才的残酷迫害，系狱５年。抗战胜利后，赵丹回到上海，参加了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昆仑影片公司，主演了《遥远的爱》、《乌鸦与麻雀》等影片。
　　新中国成立后，赵丹的艺术才华有了自由施展的广阔天地。他成功地塑造了李时珍、林则徐、聂耳、许云峰等艺术形象，为中国电影的表演艺术留下了可贵的财富，博得了国内外观众和影评家的赞扬。10年浩劫中，“四人帮”对他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迫害，关押了５年。
　　在他逝世前两天，即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赵丹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 文艺没希望》：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每一层主管文艺的领导者，都说自己“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仿佛唯有文艺专门家们倒是眼花耳聋缺心眼的芸芸众生。否则，建国３０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６０年了，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区、县、公社、厂矿，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才放心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尤其，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的过程中，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踏地转，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因为一转化为内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内行也追之不及，表现费力，再加上干扰重重，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在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问题。“体制”二字，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后来渐渐发现：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
　　试问，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像我国这般，文艺领域中的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咱们这社会，不兴说谁养活谁，因为除农民和青年（以及部分老年和妇女）外，总算各有“铁饭碗”一只。但是，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每一位“领导艺术”的干部，为了忠于职守，总要就艺术创作发言，各有一套见解，难于求得统一。像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１９６０年试镜头以来，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２０年了，像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楼梯响”也微弱了。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遵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多少作用？……
　　〔８０年９月于病床上〕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并公布《中国国民党规约》。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在东京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继续积极从事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活动。1916年护国战争结束，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恢复。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总部由东京迁至上海，并鉴于形势变化，认为“破坏既终，建议设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在”，遂下令各地支部停止一切活动。1918年6月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总结教训，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故亟重订党章，以促使党务发达”。此后，孙中山积极着手改组中华革命党。
　　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规约》总纲规定：“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凡中华民国成年男女，与本党宗旨相同者，由党员二人介绍，并具自愿书于本党，由本党以给证书，始得为本党党员”；“凡中华革命党党员，皆得为本党党员”。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制度为总理制，设总理1人，代表全党总揽党务。党本部设立总务部、党务部、财务部，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指定居正、谢持、廖仲恺分任3部主任。本部设在上海，下设总支部、支部、分部。党名加“中国”两字，以区别于原国民党。

    2001年10月10日，辽宁、江苏的审判机关对慕绥新、马向东贪污受贿等案分别作出一审判决。沈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沈阳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余14名涉案人员也依法受到惩处。
　　慕绥新、马向东贪污受贿等案件，涉及领导干部人数之多，涉案金额之大，所造成的后果之严重，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的。中央纪委等有关部门，及时查处了他们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对其中触犯刑法的有关人员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依法指定管辖，江苏省南京市、宿迁市和辽宁省抚顺市、大连市、锦州市、营口市、丹东市等7个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检察机关的起诉，并于2001年8月14日起陆续开庭，依法进行公开审理。
　　法庭经公开审理查明，慕绥新、马向东等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大肆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中，慕绥新于1993年4月至2000年12月，受贿价值人民币661.4万余元的财物，并有人民币269.5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马向东于1986年2月至1999年6月，单独受贿人民币341万余元、美元23万余元、港币11万元和价值人民币10万元的内部职工股，伙同他人共同收受贿赂人民币7.8万元、美元50余万元及其他财物，伙同他人贪污公款美元12万元，分得赃款美元4万元；挪用公款美元39.8万余元；并有价值人民币1068.6万余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沈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原局长郭久嗣，于1992年12月至2000年8月期间，多次索要或收受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204.9万余元、美元2.5万元、港币6万元和股票3.4万股，并造成国家巨额贷款不能收回；郭久嗣还利用其受聘于某公司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67万元；还指使他人挪用公款人民币10万元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沈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原主任宁先杰，于1997年1月至1999年3月期间，单独受贿人民币115万元、美元9.2万元，与他人共同受贿美元50万元、贪污美元12万元。沈阳市烟草专卖局原局长周伟，于1998年3月至2000年8月期间，收受贿赂价值人民币192万余元，侵吞公款人民币18.6万元，向他人行贿价值人民币31.57万元；非法经营，违法所得人民币20万元。
　　辽宁省大连市、江苏省南京市等7个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上述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情节，依照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于今天分别对其进行了公开宣判：鉴于慕绥新主动坦白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涉及人民币320余万元的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并积极退清了全部赃款赃物，有悔罪表现，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判处慕绥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判处马向东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受贿罪、公司人员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并罚判处郭久嗣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鉴于宁先杰在共同贪污和受贿犯罪中系从犯，且坦白全部犯罪事实，积极退清全部赃款，有悔罪表现，以贪污罪、受贿罪并罚判处宁先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鉴于周伟能坦白受贿、贪污犯罪事实，积极退清全部赃款，有悔罪表现，以受贿罪、贪污罪、行贿罪、非法经营罪并罚判处周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此外，沈阳市政府原副秘书长迟若岩因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沈阳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泰明因受贿罪、行贿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沈阳市财政局原局长李经芳因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沈阳市国家税务局原局长赵士春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零六个月；沈阳市财政局办公室原主任马声因贪污罪、受贿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零六个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因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梁福全因受贿罪、贪污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沈阳市政协原副主席、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焦玫瑰因受贿罪、贪污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实因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贪污罪、受贿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沈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原总经理田英杰因贪污罪、单位受贿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辽宁高明集团董事长刘宝印因行贿罪、偷税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以上各犯均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或部分财产，或处罚金。

    美国总统克林顿于美国东部时间2000年10月10日下午在白宫南草坪签署了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从而使这项由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法案正式成为美国法律。
根据克林顿签署的这项法案，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将终止按《1974年贸易法》中有关条款对中国“最惠国待遇”（“正常贸易关系”）实行年度审议的作法，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实现美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和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主持了签字仪式。一些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和国会参、众议员出席了签字仪式。

    1992年10月10日，当代书坛泰斗、著名学者沙孟海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杭州逝世，享年93岁。
沙孟海，原名文若，1900年6月11日生于浙江鄞县一个中医家庭，幼承庭训，早习篆法，毕业于浙江第四师范。后刻苦自学，并拜冯君木、陈屺怀为师。至上海又转益多师。1929年任广州中山大学预科教授。1949年后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委。1963年任浙江美院书法篆刻科专业教授。曾任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西泠印社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沙孟海知识渊博，学贯古今，对书学、文字学、篆刻学、文献学、金石考古学均有高深造诣，并有专著。其擘窠榜书海内无匹，气势宏大、点划精到，富现代感，成为当代书风典范。其书法无论篆隶楷草，代表北碑雄强一路，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沙孟海书论丛稿》、《沙孟海书法集》、《印学》等多种著述问世。

    “世界精神卫生日”是由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WPA)在1992年发起的，时间是每年的10月10日。世界各国每年都为"精神卫生日"准备丰富而周密的活动。包括宣传、拍摄促进青少年精神健康的录像片、开设24小时服务的心理支持热线、播放专题片等等。另外，2001年将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精神卫生年，2001年4月7日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将为"精神卫生"。
　　我国卫生部第一次在精神卫生日组织开展大规模活动，宣传精神卫生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为此，我们为大家提供部分相关资料，供专业人员及热心精神卫生工作的人士使用。
　　精神障碍是一类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疾病，精神卫生工作既包括防治各类精神疾病，也包括减少和预防各类不良心理及行为问题的发生。
　　为了引起全社会对精神卫生问题的关注，世界精神卫生联盟将每年的10月10日定为“世界精神卫生日”。

    1984年10月10日，中国与联邦德国合营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将采用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最新技术制造轿车和发动机，并采用现代化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合营公司可以选择制造大众汽车公司的任何产品。确定到一九八七年，合营公司生产能力达到三万辆轿车、十万台发动机，到一九九○年达到年产轿车十万辆，以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在重庆曾家岩桂园张治中寓所客厅内签订。双方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在纪要上签字。
《会谈纪要》共十二项：(1)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2)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3)关于国民大会问题；(4)关于人民自由问题；(5)关于党派合法问题；(6)关于特务机关问题；(7)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8)关于地方自治问题；(9)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10)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11)关于奸伪问题；(12)关于受降问题。
国民党方面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并允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拒不承认中共解放区的政权和解放区的军队。纪要中说明：“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帅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
下午4时，蒋介石赴曾家岩访毛泽东，晤谈10分钟后，相偕乘车赴国府出席鸡尾酒会。当晚毛泽东又应蒋介石之邀，赴山洞官邸畅谈，并即下榻于蒋介石官郏10月11日，毛泽东在重庆住了45天后，上午9时45分在张治中和王若飞陪同下飞返延安，周恩来留在重庆继续谈判。当日下午1时毛泽东等飞抵延安，在机场受到2万多人的欢迎。毛泽东在机场作简短讲话，说明这次谈判己得到初步结果，虽然前面还有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当晚，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重庆谈判情况，会议同意国共会谈纪要。

    1980年10月10日，我国政府已正式加入保证民用航空安全的《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开始生效。
　　为了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和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国际航空法会议分别于1970年12月与1971年9月在荷兰的海牙和加拿大的蒙特利尔通过了上述两个公约。目前国际上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分别参加了这两项公约。
　　我国政府于1980年9月10日向公约存档国之一的美国政府交存了中国加入这两个公约的加入书。中国政府在加入书中声明，台湾当局用中国名义对上述公约的签署和批准是非法的、无效的。同时声明，中国政府将不受这两个公约下述条款的约束，这些条款规定在对公约的解释或应用发生争端而不能谈判解决时，应将有关争端交付仲裁或提交国际法院。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民航的安全，一贯反对劫持飞机、劫持人质等恐怖犯罪行为，也不赞成以个人冒险行为来进行政治斗争。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０日，在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中，金日成提出朝鲜南北方通过成立“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来实现朝鲜的统一，并提出联邦共和国的１０点施政方针。
　　金日成说：这个联邦共和国应该互相承认和容纳对方的思想和社会制度；成立双方以同等资格参加的民族统一政府，双方实行地区自治；对外采取中立政策，不加入任何政治、军事联盟或集团。
　　金日成就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提出了如下１０点施政方针：
　　第一、在所有领域毫不动摇地坚持自主政策，它是完全自主独立的国家和不结盟国家，不做任何外国的卫星国、不依赖任何外来势力。
　　第二、在国家的整个地区和社会的所有领域实行民主，谋求民族大团结，维护和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
　　第三、实行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交流，保障民族经济的自立发展。对北方和南方的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私有制和个人所有制都应当予以承认和保护。对于资本家所有及其企业活动，只要它不追求垄断，不搞买办行为，就不加以限制或侵害。
　　第四、在科学、文化、教育领域实现北方和南方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统一地发展国家的科学技术、民族文化艺术和民族教育。
　　第五、恢复北方和南方之间的交通和邮电联系，使北方和南方自由往来，保证电讯联系和通信自由。
　　第六、谋求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和全体人民过安定的生活，有步骤地不断增进他们的福利。
　　第七、消除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军事对峙状态，把双方的军队分别裁减到１０万至１５万，把朝鲜人民军和南朝鲜“国军”合并起来组织单一的民族联合军，在联邦政府统一指挥下执行保卫祖国的任务。
　　第八、维护所有旅居海外的朝鲜同胞的民族权利和利益。
　　第九、正确处理北方和南方在统一以前同外国建立的对外关系，协调两个地区政府的对外活动，废除北方和南方在统一以前单独同外国缔结的军事条约以及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条约和协定，不触动在国家统一以前在南朝鲜的外国投资，并继续保障它的权益。
　　第十、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作为代表全民族的统一国家，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实行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坚持中立路线，实行不结盟政策，特别要积极发展同邻国的睦邻关系。统一了的朝鲜不允许驻扎外国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把朝鲜半岛变成永久的和平区和无核区。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9月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公布施行。其主要内容是，规定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规定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规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规定设立人民法庭。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又颁布了补充条例。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巩固了根据地；农民分到了土地，为了保护自己的革命果实，组织人民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并积极参加人民解放军；农民的革命热情被激发出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劳动党在平壤成立。面对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混乱和贫穷状态，劳动党团结社会各界群众，实施土地改革和产业国有化等政策，使朝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赢得了朝鲜人民的广泛拥护和支持。朝鲜战争结束后，劳动党领导朝鲜人民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医治了战争创伤，实现了民族经济自立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
　　９０年代以来，由于西方的长期制裁和自然灾害等原因，朝鲜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严酷的考验面前，朝鲜劳动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对策，团结和领导朝鲜人民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克服重重困难，在经济建设和外交等领域开创出举世瞩目的新局面。
　　近年来，朝鲜劳动党把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重要任务，号召全体人民努力把朝鲜建设成为经济强大、科技先进的“强盛国家”，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农业、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成就。
　　在外交领域，本着自主、和平、友谊的原则，朝鲜积极调整外交政策，在拓展多边外交、加强同周边国家关系、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今年６月，朝韩首脑在平壤实现了历史上首次首脑会晤，签署《北南共同宣言》。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朝韩双方按照《宣言》精神，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民间交流等许多领域进行交流与合作，缓和了半岛紧张局势，推动北南关系向着民族和解、团结和统一的新局面前进，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和支持。在“自主、和平、统一”的原则下，北南关系正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1934年10月1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惊慌失措，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0日晚，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开始了长征。1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将中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军委后勤部、卫生部、工青妇机关组成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3日，中央军委规定军委及各部队对外使用的代号是：军委为“红星”，军委第一纵队为“ 红安”，第二纵队为“红章”等等。16日，中央红军渡贡水，19日全部进入突围集结地域。21日，中央红军从王母渡、新田之间开始突围。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红九军团随一军团 左侧跟进；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红八军团随三军团跟进；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成甬道式序列继续西进。25日，渡过信丰河，通过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
　　长征初期，红军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转移到湘江地区。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受到很大损失。在面临覆灭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改变方向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攻克黎平，强渡乌江，占领遵义。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蜀地区，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进军云南，抢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5月，顺利通过大凉山地区，接着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6月13日到达川西懋功(小金)与第一方面军先到的部队会合，共同北上，翻越梦笔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毛儿盖。9月通过草地，到达阿坝等地区。这时，张国焘进行分裂活动，擅自率领第四方面军南下。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严肃斗争，坚持北上抗日，攻占腊子口，突破渭水、西(安)兰(州)大道等封锁线，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同第十五军团会合。在一年长征中，红军走过了11个省、2亿人口以上的地区；攻占过62座县城；行程25000里，经历了380多次战斗。第四方面军南下后，终不能立足，被迫于1936年2月退向甘孜地区。1935年11月第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转战湘南、贵州、云南三省，于1936年3月攻占贵州盘县抢渡金沙江，翻越雪山，于6月到达甘孜，同第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第二、六军团及总指挥部和第三十二军组成第二方面军。第二、四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通过草地，翻越岷山，10月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与第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始。

    1926年10月10日，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式对社会开放。1912年 7月9日，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倡议下，成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为其勘选馆址于国子监。后因国子监一带地处偏僻，屋舍狭隘，1917年迁馆于天安门里的端门至午门一带，以午门城楼及两翼城楼为陈列室，东西朝房为贮藏室。1926年10月10日，正式对社会开放，共有金玉、刻石、针灸铜人、明清档案等10个展室，展品2000多件。

    1925年10月10日，任何一个北京普通百姓都可以到故宫里来悠闲地散步了，皇帝生活的神秘感正在渐渐消失，每个人都可以像走在一个小镇上一样走在故宫宽大的庭院里，想象皇帝及他的家族成员们是怎样在这里统治着一个帝国的。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4日，由黄郛摄政内阁会议议决修正清室优待条件。5日，京畿警备总司令兼北京中政督办鹿钟麟向清室宣布，并限令溥仪当日出宫。随后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李煜瀛为委员长，负责清查故宫各种物品，登记造册并加以整理，筹备故宫博物院。
10月10日，北京故宫博物院在乾清宫前举行隆重的开院典礼。市民自发来参观者达5万余人。典礼由庄蕴宽主持，善后会委员长李煜瀛向大会做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筹备建立情况报告。清室善后委员会通报故宫博物院成立情况，并向在场的人们说，从此日起，这个地方属于每一个国民了。

    1923年10月10日，心神不定的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大总统的职位。6月初，直系军阀用暴力驱逐了大总统黎元洪后，按宪法规定，总统须由国会选举产生。而国会还不被曹锟所驾驭。于是，直系官僚便利用公民团和军警劝阻议员出走，准备在6月19日国会开宪法会议时，实行逼眩结果，议员具有戒心，拒不出席会议，逼选不成，合法大选更是无望，只剩贿选一途。6月23日，曹锟秘密建立了大选筹备处，下设财政、交际、外交、文书等股。规定议员投曹锟一票，价5000元，总统选出后 1日领款，对于出力大的，另于特别票价。8月24日，吴景濂假借国会名义，利用预备费名目，非法议决：（1）两院每星期开常会时，出席议员均由国会预备费内支给100元。（2）每次开会时发给出席证，然后领取出席费。每个议员每月可领出席费400元，根据大选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论价行贿。王家襄一派得到贿款16万银元，王家襄重坐参议院议长交椅；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一手包办贿选，得贿款40万元；秘密支给各政团首领多达20万元；各省议员头目、政团头目各得特别酬劳费二三万元不等；一般议员票价5000元支票，在曹锟当选后兑现。为了凑足大选法定人数，临时决定即使不投曹锟票而出席者也给5000元支票。10月5日，正式选举，出席议员590人。曹锟花掉1350万元以480票当选为总统。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
　　为攫取大总统的职位，袁世凯费尽心机。8月5日，他指使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19省区军事长官通电主张先选总统，后制宪法。进步党为讨好袁世凯，竭力捧场；国民党也不敢抗命。9月5日，参、众两院决议通过先选总统案。10月4日，宪法会议赶制出《大总统选举法》。
　　为了赶在武昌起义两周年纪念日登上总统宝座，袁世凯胁迫国会于6日仓促进行总统选举。一大早，他派出拱卫军司令李进才率数千军警、流氓、地痞，改穿便服，打着“公民团”的旗号，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声称“非将公民所属望的总统于今日选出，不许选举人出会议场一步。”袁世凯亲信梁士诒高价收买100余名议员组成的御用公民党更是积极拉票、活动。从早上8时到晚上10时，议员们忍饥挨饿，连续投票3次，终以703票中507票赞成，选出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在闹剧中登场。

    1913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威尔逊今天在华盛顿按下启动8吨炸药装置的电钮，炸开了巴拿马运河最后一道障碍，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海水同时汇入运河通道内。小型船只已可在河道内行驶，较大型船只的航道则可望在数星期内开放。运河的全长约83公里，宽152至304公尺，两端各有3对水闸。船舶通过运河约需7至8小时。
　　巴拿马运河是通过巴拿马地峡沟通大西洋与太平洋的通航运河，它的开通大大缩短了两大洋之间的航程，与苏伊士运河同样具有世界战略意义，因此素有“世界挢梁”之称。
　　巴拿马运河全长８１．３公里，最窄处为１５２米，最宽处为３０４米，从运河中线分别向两侧延伸１６．０９公里所包括的地带，为巴拿马运河区，总面积为１４３２平方公里。
　　这条运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１５３４年，当时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就曾下令对巴拿马地峡进行勘察，并计划在其最窄的地段开凿一条运河，但因当时有限的技术条件和施工能力，西班牙人只是沿山脚用鹅卵石铺就了一条穿越地峡的驿道。
　　１８８１年，曾成功开通苏伊士运河的法国运河公司首先获得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但由于当地恶劣的自然条件，此项工程于１８８９年被迫中断。
　　１９０３年，美国策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独立，并与刚刚成立的巴拿马政府签定了《巴拿马运河条约》，根据该条约，美国享有在巴拿马开凿运河和“永久使用占领及控制”运河和运河区的权利。美国一次性支付给巴拿马１千万美元作为所谓“签约补偿”。
　　１９１４年，５０多个国家的劳工终于用他们的血泪换来了巴拿马运河的通航。
　　开通后的巴拿马运河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海运业的发展。目前，已有占全球贸易运输量５％的货物通过该运河被送往世界各地。美国 日本和中国是巴拿马运河最大的三个使用国。
　　１９９６年，香港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获得了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波亚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经营权。管理期限为２５年，到期后可再延长２５年。到目前为止，该公司已投资１．２亿美元对这两个港口进行现代化改造，使港口吞吐量提高了４倍。

    萧三于１８９６年１０月１０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早在２０世纪初叶就投身革命运动。１９１８年他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起创建了革命的组织“新民学会”。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回湖南参加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为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撰稿。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于１９２０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参加了以“实行社会革命，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工学世界社”的组织工作。他同蔡和森等发起马列主义学习运动，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彻底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成为一名坚决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他和蔡和森等组织发动了声讨中、法反动派迫害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为求生存权和求学权而举行的“二·八”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１９２２年，他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共产党”（即“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共旅欧支部”）。经胡志明介绍，他和赵世炎、王若飞等五位同志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他只身赴苏，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编写并演出了反映我国“二七”革命风暴的话剧。同陈乔年同志一起首次把《国际歌》歌词译成中文，曾在国内外广泛流传。
　　１９２４年１月，他和任弼时等代表中共莫斯科支部，参加了伟大列宁的护灵和葬礼。同年夏天回国，参加了第一次大革命。在担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和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期间，曾同毛泽东讨论了农民运动等问题。参加组织领导了湖南人民为支援上海“五卅”惨案而举行的“罢工、罢课、罢市”运动。１９２５年夏，萧三调任中共张家口地委书记、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政府的革命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深得大钊的信任和称赞。１９２６年夏，萧三调到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和代理书记等职，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筹备和组织领导工作。１９２７年，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萧三都是身体力行的革命实践者，他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在延安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后出席了第一、二、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萧三自幼勤奋好学，热爱文学艺术，少年时就显露了他的诗歌才能。在“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中，曾写过一些反帝反封建的诗歌、杂文和通讯报道，以及革命的诗传单和诗标语等。但他把青年时代的精力，主要投进了革命的实际工作中，他的真正的诗歌生涯，是从30年代初开始的。
　　１９２８年，萧三因跌倒脑受震荡，在瞿秋白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到莫斯科疗养。曾和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何叔衡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久，萧三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任中国文学教授，从此开始了文学活动。
　　萧三抱着“文艺上的革命功利主义”精神踏入文坛，他“决定用文艺、用诗歌当武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战斗到底！”在苏联的十几年里，他用中文和俄文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向全世界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土地革命，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当时中国革命被重重封锁下的年代里，在国内外敌人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大肆诬蔑、丑化，进行歪曲宣传的情况下，除了美国记者兼作家史沫特莱和斯诺，冲破各种阻力，用通讯的形式向世界报道了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外，最早用诗歌及其他文艺形式向全世界宣传中国革命的真相的，就是萧三了。
　　萧三在苏联期间，同鲁迅先生保持着密切的通讯联系。他是最早在苏联向全世界宣传伟大鲁迅和介绍中国左翼文字的，他曾代替鲁迅出席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写了许多介绍鲁迅生平事迹和纪念鲁迅的文章，翻译了鲁迅的作品，还主持编辑出版了鲁迅著作，他对鲁迅的崇敬终生不渝。
　　萧三还是我国新文字运动的先行者之一，早在20年代，他就和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以及苏联著名的汉学家郭质生、龙果夫等人一起制订了《中国新文字方案》。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对我国的文字改革做了许多工作。
　　萧三长期担任文艺界各种领导职务，为我国的文字和新诗歌运动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作为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和和平使者，“爱弥·萧”早在20年代就在国际上闻名。他和国际和平和进步人士有着广泛的交往，结识了法共的理论家沙里·拉波波、越南的革命家胡志明、保加利亚的革命家季米特洛夫、土耳其的革命诗人希克梅特，以及苏联等国的许多社会名流。
　　１９３０年，他代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出席了在苏联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参加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工作，主编《国际文学》中文版。１９３４年，他出席了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代表鲁迅和中国左联在大会上发言。经中共党组织批准，由法捷耶夫介绍，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历任两届苏联作家协会党委委员。这个期间，他结识了苏联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阿·托尔斯泰等；美国的史沫特莱、哥尔德；法国的罗曼·罗兰、阿拉贡、巴比塞；……等许多国家的著名作家、诗人。为中外文化交流和促进世界各国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了解和声援，做了大量的工作。
　　萧三学识渊博，文化修养很高。他精通俄语、法语、德语、英语等多种语言，是语言大师和著名的文学翻译家。
　　新中国成立以后，萧三肩负起国际文化交流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使命，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者，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出席过历届保卫世界和平会议。他还主持我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工作，访问过许多国家，两次出席亚非作家会议。他同约里奥·居里、爱伦堡、苏尔科夫、聂鲁达、杨·德尔达、安德尔逊·聂克修、亚马多、万徒勒里、伊文思……等几十个国家数以百计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和学者，都有密切的友好交往。
　　萧三为人刚正，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助人为乐。１９６２年，他把自己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的编辑费全部上缴。１９８１年他又把《萧三诗选》的全部稿费捐赠给四川灾区人民。

    1895年10月10日，林语堂生于福建龙溪县坂子村。1901年在村办的铭新小学读书。1905年在厦门寻源书院学习。1912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由于一直在教会学校学习，他的英语很好，思想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1916年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教书。其间，攻读中国古典文学。1919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语言学，获硕士学位；后转为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被北京大学聘用，教授英语。1924年在报刊发表文章。1925年后在多所大学教授英语。1926年5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后任中央研究院英文编辑。1931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9月起，先后创办编辑《论语》、《宇宙风》等刊物，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的主要代表。1936年去美国执教并从事写作。1938年离开美国赴英国、意大利而旅居法国。1943年回国，由于发表一些不合时宜、涣散人心的演说，受到舆论界的批驳。1947年，赴法国任国民党政府推荐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文学组组长。1950年，到美国继续从事写作。1952年在美国创办《天风》月刊。1954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1960年在台湾定居。1967年，由香港大学聘为教授，负责主编当代汉英词典。1976年3月16日病逝于香港。是中国现代作家、翻译家、教授、语言学家。有多达几十部的著作。

    1810年以后，中、南美洲各国及墨西哥先后爆发独立战争，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古巴在这一独立运动的激流影响下，1812、1813年和1826年也曾多次爆发武装起义，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压迫。但是，起义都失败了。1826年以后，西班牙殖民者为了补偿其在中、南美洲殖民地的损失，更加重了对古巴的剥削和统治，使古巴经济日趋恶化，各阶层人民生活更加贫困。1868年10月10日，古巴爱国志士德塞斯佩德斯在奥连特省曼萨尼略自己办的德马哈瓜蔗糖厂终于首举义旗，爆发了古巴历史上第一次争取独立的战争。
　　古巴的这次独立战争发展很快，革命的烈火迅速地燃遍了全国。战争进行得非常激烈，西班牙殖民者不时调兵遣将，增加在古巴的武装力量，对义军和古巴人民进行最残酷的镇压。据统计，当时古巴全国的人口仅150万人左右，但是牺牲于这次战争中的古巴人就达20万。
　　古巴的独立战争，开始时曾打了不少胜仗。1869年4月10日，起义者在卡马圭省的圭马罗举行立宪大会，宣布古巴共和国成立，并组成议会，选举德塞斯佩德斯为总统，通过了古巴的第一个共和国宪法。但是，当战争延续进入到艰苦的时候，领导这次斗争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上层分子开始动摇了。1878年2月8日，在卡马圭省的圣阿古斯丁·德尔布拉索召开会议，宣布解散议会，停止武装斗争，跟西班牙当局签订了投降的藏洪条约。
　　藏洪条约完全是一个欺骗性的条约，遭到了古巴人民的反对。以农民家庭出身的马塞奥为首的部分起义将领毅然拒绝承认这一条约，决心继续战斗下去。直到1878年，在西班牙殖民者的威逼和利诱下，由于起义者内部的分岐，起义才以失败告终。因这次战争，延续达10年之久，因此在古巴历史上又称之为“十年战争”。

    威尔地是意大利杰出的歌剧作曲家，他一生创作了27部歌剧，其中一些已被列入世界著名歌剧之列，在世界各国上演。他被誉为歌剧之王。
　　威尔地于1813年10月10日出生在意大利北部帕尔玛公国布托塞市郊一个名叫龙科莱的小村庄。他的父亲卡洛是乡村小旅馆的主人。威尔地7岁时在教堂里第一次听到风琴的声音后，就爱上了音乐，但是他没有学习音乐的良好环境，只是由父亲找了一架旧琴，请教堂风琴师教他练琴。1832年，他去投考米兰音乐学院，但是院长以威尔地不适于培养为借口，拒绝接受他入学。威尔地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他继续随声乐教师和作曲家拉威尼学习，而且很快就掌握了作曲的基本技术。1838年他创作了第一部歌剧《圣波尼法乔的奥贝托伯爵》，并于第二年11月17日首演。他的成名之作是他的第三部歌剧《纳布柯》。剧中的一首合唱曲《飞呀，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经众口传唱，成为当时象征反抗奥地利统治和压迫的一支战歌。演出之后，米兰城里出现了“威尔地万岁”的标语。
　　1848年革命时期，威尔地接受民主共和派领袖马志尼的委托，用爱国诗人G·马梅利的歌词写了爱国战歌《把号角吹响》。爱国英雄主义的创作路线，不仅集中体现在威尔地早期的歌剧创作中，也贯穿在他成熟时期的歌剧创作中。他在1855年创作的大型歌剧《西西里晚祷》和1867年创作的《唐卡洛斯》就是这条路线的继续。威尔地的爱国英雄歌剧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他的名字甚至被认为是意大利统一的象征。当1858年歌剧《假面舞会》被那不勒斯检查机关禁止上演时，当地市民高呼“威尔地万岁”，在他居住的旅馆前面示威。
　　50至70年代是威尔地歌剧创作的成熟阶段，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1851年的《弄臣》、1853年的《游吟诗人》和《茶花女》、1871年的《阿依达》。这几部歌剧的相继问世，使威尔地成为意大利家喻户晓的著名歌剧作曲家。《茶花女》是一部举世闻名的音乐巨作，它以深刻的主题和动人的旋律，激动着后世无数人的心灵。但在当时，《茶花女》的公演却遭到观众的冷遇，因为剧中女主人公是一位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在那个时代，威尔地是第一个敢于把这种题材写成歌剧的作曲家。这部歌剧后来一直被列为世界名作之一。
　　威尔地最后的杰作是《奥赛罗》和《福斯塔夫》，晚年他回到故乡龙科莱附近的圣阿加塔，以创作歌剧所得的报酬投资农业生产，并在罗马为贫苦的老音乐家造“息庐”。1901年1月27日，威尔地因脑溢血猝死，米兰数十万市民唱着《飞呀，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参加了他的送葬行列。